特别是农村商品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其中引人注目的是13.3万个家庭工业和联户工业的发展，它们的年产值占农村工业产值的60%以上。

    全市有415个专业市场，年成交额在8000万元左右的达到10个，1985年某市贸易成交额10.6亿元，为社会商品零售额的57.28%。

    在温州经济一片火热之时，全国各地和社会各界对温州的关注度也骤然提升。

    1983年底到次年年初，《人民日报》围绕温州农村商品生产问题，先后比较系统地组织报道和发表评论文章。从那时起，温州步入了专家学者的视野，关于温州经济问题的理论研究性文章逐渐增多，也因此引起了中央的关注。

    1985年被称做“温州年”。在这一年，“温州模式”的民营经济成为继“苏南模式”集体经济之后的又一全国性典型。

    是年3月18日，林业部部长杨钟、国务院农业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吴象以及参与主持起草了著名的五个“中央一号文件”的杜润生等一行专程来到温州。他们先后视察永嘉桥头纽扣市场、瑞安塘下家庭工业，乐清北白象村镇建设、柳市五金电器市场。视察结束后，他们评价：“温州商品经济搞得活跃、有特色。”

    3月下旬，国务院副总理万里，本想从上海赴温州考察，却病倒在了上海。袁芳烈得知此事，立即委派农委副主任李仁续，带了一盘《温州农村商品产销基地》的录像带，火速赶往上海汇报。

    万里看了录像后很高兴，对李仁续说：“我今天在这里什么人也不见，但你是例外。这么远赶来，成绩这么大。你们的录像我看了，我不还了，我准备送给小平同志看一看。你回去带话，叫大家继续大胆干。只要革命，只要前进，工作中总会有不可避免的缺点。但总得走出来才对啊，这里不许走，那里不许闯，哪能走到四个现代化。”

    4月，《人民日报》登出文章《温州的谜——浙江农村采访札记》。记者用大量篇幅记载温州私营经济的成就，感言：“温州是个谜，不少到过那里的人都有这种感觉！”

    这里不像苏南、浙北，有较雄厚的乡镇企业的底子，而是很不相同的另一种模式——异军突起的家庭工业挑大梁。

    家庭工业的发展速度快得惊人。三四年前，家庭工厂还只是寒星点点。现在，如同江南金灿灿的油菜花似地涌出了一大片。瑞安县塘下乡，三千农户中就有一千五百多台织带机。塘下小镇上，前店后厂比比皆是，几乎家家机声“哒、哒”。别看小镇不起眼，全国有二十多个省、市、自治区要向它订购松紧带呢。每台机器一年能净赚四千元。

    在可以搜寻到的当年对“温州模式”的报道中，这一篇算是意识较早的文章。不过，由于体裁限制，文章重描述轻评论，作者对温州模式仅仅点到为止。而仅仅20天后，《解放日报》才给“温州的谜”找准了答案，文章把谜底精确地浓缩到四个字——温州模式。

    5月12日，《解放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肯定温州个私经济的新闻报道和评论员文章：

    地处浙南的温州广大乡镇，这几年走出了一条发展经济、治穷致富的新路子，这条路子的独特方式，就是乡村家庭工业的蓬勃发展和各种专业市场的兴起。它同乡镇工业发达的长江三角洲地区相比，具有鲜明的不同特色，被一些经济学家称为“温州模式”。

    温州模式被拿出来公开讨论，质疑声掀起了些许微澜。1986年2月，乍暖还寒，全国政协副主席费孝通来到温州，决心对温州模式一探究竟。

    作为此行的成果，费孝通在《瞭望》上发表了1.5万字的《小商品大市场》文章，为温州正名。文中激情澎湃地写道：“无论是苏南模式、温州模式或其他群众创造的模式，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