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式来真正保障土地的国有化。

    问：这套东西是不是太西化了，适合国情吗？

    答：我觉得适合，至少在龙港行得通。我想请问教授们，为什么在你们的城市里，各项建设老是赶不上趟？为什么城里人总是被走路难、吃水难、上学难所困扰？

    因为土地没有价值，国家没有钱来进行再开发。龙港每一寸土地都是有价值的，先前是一片荒地，价值就低，后来搞建设，地价就高。我们搞建筑用地的公开招标，价值最高的地段，42平方米投到了75万元，一张图纸卖了1800万元，就是用这笔钱我们搞起了市政建设……

    1988年，修改后的《宪法》正式认定了土地使用权的商品化。然而在1989年的特殊时期，这座“农民城”的“总指挥”陈定模终究没有逃过一劫：被撤去党内外一切职务，被迫离开温州。

    从政治的角度来看，龙港镇率先推出的土地有偿使用、户籍管理都将载入中国的城镇建设史。从经济的层面来说，当时龙港所谓的“农民落户征收市政设施建设费”在本质上就是商业地产的交易。现在的我国的房地产，只是增加了一个中间方——政府卖地给开发商，开发商建房卖给个体。

    1992年，中国房地产市场全面开放，作为中国房地产事业的先锋人物，陈定模下海开发房地产，在山西太原、河北唐山、福建宁德等地都有其操作的项目。

    不仅是陈定模从龙港的建设中发现了“土地是财富之母”的商机，整个温州人都体验到倒卖房产的巨大利益。当年落户龙港的农民无一不是身价倍增。

    在龙港建镇初始，一间房子地基不到千元，3年升值7倍，再过3年飙升至16万元。1996年，龙港炒楼几至顶峰，一套住房均价轻松过万，同时期的杭州或是上海最佳地段，单价也不过2000元上下徘徊。龙港的低价，更是今非昔比，从当年约3万元一亩的价格，增值1000多万元一亩。

    2004年，龙港砸掉了当年“中国农民第一城”的碑牌，挂起来“打造宜居宜商宜创业的现代化海滨城市”的横幅。根据建设鳌江流域区域中心城市的规划，通过国际招标，将使用由涂滩围垦的4万多亩土地，来建设一个新的龙港城，来此投资的房产开发商络绎不绝。

    温州团的“神州行”

    龙港的建设，成为日后闻名全国的温州炒房团队的第一试验地。

    温州市建设局房地产开发处的领导曾透露，“温州的房地产开发规模相当于江西一个省的总量，而温州市区的人口不过100万多一点。”在“家门口”练就了一身本领，把本地的地产已经炒熟，“温州炒房团”开始四处扩张，展开了一场浩浩荡荡的神州“扫荡战”。

    1999年底，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政府积极采取扩大内需，刺激增长的政策。这一年年底，上海的一些楼盘为了提升销售，把目标客户锁定在温州地区，于是在温州媒体刊登楼盘广告。温州人开始在上海购置房产。

    温州“炒房团”的形成离不开一个重要的第三方——媒体。当时，深圳、上海、杭州等地的楼盘都纷纷在《温州晚报》刊登广告，晚报广告一般能拿到9折左右的优惠价。

    于是当时有人流传着这样的故事：2000年，杭州城西某房地产项目开盘，苍南一生意人花200多万元买下5个商铺，随即转手净赚300万元。

    2001年的3月，温州人谢老板在上海考察，在虹口商城销售处交付40多万元，买下一所20多平方米的商铺。“办厂做生意胎心困，不如把钱投入到房产，倒腾几次便赚得盆满钵满。”随后几个月，谢老板成为虹口商城常客，先后花费88万元、150万元，买下两套住宅。在他的带动下，亲朋好友——一干有实力的温州人纷纷到上海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