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6日电悉，经与国家体改委研究答复如下：

    对于私人钱庄，请按国务院银行管理暂行条例规定办，不能发给《经营金融业务许可证》。

    尽管转入地下，但钱庄的生意依旧兴隆，开张不到1年，存、贷2400多人次，资金周转总额达500多万元。

    在一日地上钱庄，5年地下钱庄之后，面对银行的夹击，方兴钱庄无力抗争，自行停业关闭。而据当时的记载，钱庄的扫尾工作非常认真负责，没有留下任何纠纷。

    方培林的“中国第一私人钱庄”躲躲闪闪地蹒跚前行，其实某种程度上就意味着温州民间资本力量涌向地面的不可遏制。而最终，钱庄并没有获得一纸认同，因此激发了民间资本以极端和激烈的方式进行着贪婪的金钱游戏。

    在方兴钱庄做出正面积极试探的同时，温州地下金融违规操作早已如野草燎原之势，无孔不入。这些资本游走于法律边缘，一不小心就踏入了雷区。

    这种能够夺人性命的金融游戏，被当地人称为“抬会”，实际上是对温州一带民间融资活动的笼统称呼。所谓的“抬会”早在解放初期便流行于乐清城乡。那时作为民间互助筹资融资方式，资金投向主要用于满足生活消费。随着规模扩大，以及资金投向发展成生产经营资金的垫支，久而久之，便产生出一些食利阶层：“抬会”会主。许多灾难后，负债累累的家庭，都或多或少源于郑乐芬，或者和郑乐芬担当会主的温州妇人。

    抬会通过以高于银行存款利率的优惠吸收存款，再以一个合理的贷款利率放出贷款，通过利率差赚取费用。1985年前后的温州，以这种方式进行流通的民间资金超过3亿元，成为私人企业发展最重要的资金动力。几乎所有的业主都从“抬会”中借贷或出贷过资金。替美军陆战队制造军徽而名噪一时的陈加枢回忆：“工厂要发展全靠地下渠道，最多一次可借到1000万元。”

    然而“抬会”以信用作基础，其在法律保护上的缺失将成为短板，制约着这种信用金融的未来发展。若遭遇信用危机，大规模的群体事件将成为不可避免的注脚。1985年，人们沉浸在“抬会”高回报的片刻喜悦中。更多的人带着更多的钱涌入会主家中，或许用“疯狂”来形容都不足以表达当时的情境。

    机关干部、中学老师，乃至拾荒者，不用别人游说，只要一有闲钱就会将钱放在箩筐里，上面盖着菜叶，趁天黑时挑着一担一担的钱往会主家里送。经历事件的人描述：钱收进来，先在墙两头放着，很快两头的钱连在一起，一上午整面墙堆满了，到晚上一间房子全部是钱，脚都插不进，封门派民兵举刺刀看门，人群不肯散去，高呼着要入会，把大叠的钱扔进来，民兵只有用刺刀逼他们后退。

    人们之所以如此狂热，那是由于他们被承诺的收益几乎和高利贷相差无几。按当时最流行的抬会规矩：一个会员入会交1.16万元，从第二个月开始，会主每月付给会员9000元，连续12个月，计10.8万元；第十三个月起，会员再付给会主3000元，连续付88个月，计26.4万元，会主每月付出9000元。如此循环滚动，一个会期为100个月。最大的风险在第一年，会主要把1.16万元变成10.8万元。有人计算过，一个1.16万元的会员要维持下去，到第六个月必须发展22个会员，到第十二个月要发展69一个会员，到第十八个月就要发展2.0883万个会员。

    诱人的投资，高额的回报，一个“不可能的游戏”在侥幸、病态的集体驱使下燃烧起来。30万人卷入其中，会款发生额达12亿元之巨。

    1986年春天，抬会链条出现断裂崩盘的迹象，恐慌如瘟疫般在各个乡镇飞散开来。一场金融大灾难汹涌而来。短短3个月里，温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