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市有63人自杀，200多人潜逃，900多人被非法关押。

    灾难之后，一个名叫郑乐芬的女人，一个死刑犯，在她第三十八载痛苦离世，连一张照片都没有留下。作为灾难主角之一，郑乐芬不幸成为政府竭力整治的靶心。这位温州妇人在潜逃百天后被捕，5年后被判执行死刑。其丈夫蔡胜南潜逃一个月后主动自首，被判无期，总算是保住了1条小命。

    如今仍有不少人对会主抱有复杂的怨恨与偏见。若客观追论金融风波的始作俑者，与其将全部责任归咎于这些会主，倒不如说这场本不该发生的错误源于当年温州民营企业的迫切融资与国家尚未对私营经济开放的金融政策之间的张力——这种张力成为“抬会”快速发展的内在动因。

    民办金融的风雨征程

    世界金融发展的历史，是一部由民间金融不断完善演变为正规金融的历史。银行、保险、证券期货市场、黄金市场、外汇交易市场、信托、金融租赁……各种金融形势，无一不是由民间发起，而后才得到相关官方认可。

    温州遍地都是企业家，事实上，也曾经有不少温州人在成为银行家的道路上奋勇前行，可惜的是，最终守得云开见月明者少之又少。

    1986年，全国最早的“股份合作制信用社”——鹿城城市信用社在杨嘉兴等人的努力下宣告成立。6天之后，全国第一家私人独资的城市信用社——东风城信社新开张，开创了民营金融机构的先河。两年后，16家农村金融服务社获得批准，是设立在温州市下属县城的股份制信用合作组织。1992年，温州苍南成立了第一家农村合作基金会。

    “两社一家”，是温州民间办金融的典型成果。数据显示，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温州存在过51家城信社、34家农村金融服务社、188家农村合作基金会，平均每个乡镇至少一家机构，城信社数量占浙江全省的1/3。

    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温州的民营小金融出现了存款量突破亿元大关的案例，而当时全国各地的官方农村信用社的存款规模平均值为四五千万元。温州民营金融机构总资产达20亿元，在全市的存贷市场上占到20%的份额。

    1991年，温州泰顺县金鑫城市信用社成立，当时的股东构成非常复杂，有政府集体性质的当地村委会、政府部门，有企业，也有单独的农户和工商个体户，总投资50多万元。金鑫城市信用社发展不错，股东每年的利息和分红都非常可观，成为民营金融机构的典范，被当时相关部门寄予厚望。

    4年之后，这家口碑出众的“金鑫社”法定代表人叶青、总经理吴小明挪用存款潜逃，顿时，一场人心惶惶的挤兑风潮爆发。据知情人士透露，“金鑫社”负债1000余万元，破产告终。

    “两社一家”在“血统”上就存在着硬伤：股东关联贷款过多。作为民间金融机构的先行者，摸着石头过河，经营管理上始终难以规范化。更有甚者，利用当时金融体制改革初期政策的缺失，大肆投机。“金鑫社”的变故只是点燃了一根导火线。1998年底，温州22家城信社、34家农村金融服务社、33家民间融资服务部的资产不良率分别为7.7%、20.6%、22.4%。

    2000年3月，温州苍南县23家农村合作基金会，进行全面清理整顿。其中12家基金会业务并入当地农村信用合作社，其余11家基金会被强制清盘关闭。

    金融机构的民营化、自由化与金融监管的不成熟不稳定，导致了这场民营金融机构的改革失败潮。90年代，全国走红的东风信用社创始人苏方中也同样没有“善终”。

    当时的东风信用社全部由企业控股，个人不占股份，但所依托在苏方中的东风家具厂，也基本等同于个人控股。

    东风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