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和霞的担保公司里，相当一部分本金都来自高利贷。公司正常运转的时候，王和霞利用自己贷款的利息高于高利贷而获利，贷出去的钱能够按时收回，王和霞也不用担心高利贷的问题。

    可是现在的经济形势骤变，偿还之前的高利贷和利息成了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随着担保公司的客户倒闭的越来越多，王和霞偿还不了的高利贷也越来越多。当年1分利的5000万元借款，已经演变成了几个亿的包袱了。

    “借高利贷，放高高利贷”，曾经是王和霞的生意经，按照这个生意经，只要放出的贷按时还，前面几个环节的问题就都不是问题，但是当问题偏偏出在这个环节的时候，王和霞的生意经就出问题了。如同其他的企业主一样，“跑路”，也变成了王和霞的必然选择。

    除了融资难，还有微观层面的制度之弊。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来袭，中央政府提出了“4万亿投资”计划。在如此强力的兴奋剂的刺激下，中国经济保持着高时速，大有一枝独秀的劲头。

    “4万亿投资”计划伊始的2009年，企业迎来一次“发展的春天”。当时，大大小小的银行，主动找企业放贷。2008年前后，温州企业迎来了一次扩大生产、多元转型的集中期。

    尤其突出的是，前期需要大投入的新能源光伏产业迅速发展起来，最终导致了产能过剩。有不少从事传统制造业的温州企业，把光伏转为了企业转型的最佳寄托，如温州最大的眼镜制造商信泰集团。

    当然，房地产投资也是大多数温州制造企业不肯放过的投资领域。2010年，温州百强企业中，有一半的企业涉足房地产，这被媒体形象地称之为温州制造业的“地产化生存”。

    从银行拿到大笔贷款，温州企业马不停蹄地扩大生产，买地建厂购设备招聘人才，或转行投资房地产或光伏产业，忙得不亦乐乎。当然，最初的3年，无论是哪一个行业，都属于投入期。2011年，就在回报在望之时，国家政策大变，银根收紧。原本殷勤主动放贷的银行，开始纷纷变脸成强硬的“催款人”。

    此时，民间信贷又一次充当了温州企业的“救命天使”。然而这所谓的“天使”，却有着无比贪婪的欲望。银行金融政策越是收紧，民间信贷的利率就越惊人。为了维持扩大后的企业的正常运转，温州中小企业别无他法，只能承受着民间借贷的“压榨”。一位企业主如是说：“患者已经躺在手术台上了，突然把手术刀拿走，无影灯关掉，患者怎么办？这个时候，来个开口要红包的医生，能救活你，你给不给钱？只能给，还得感谢他。”民间信贷就是那索要红包的主刀医生。

    在银行催款的同时，温州民间信贷为中小企业提供还款金额，一定程度上催热了民间金融的市场行情。在中小企业需要再找银行借款时，“以存定贷”的方案又出台，此中所有的“存”毫无疑问也来自于民间借贷。

    今年初，一位温州企业主拿着抵押物证件，去当地一家银行寻求贷款。该银行人士告诉他，存款准备金多次上调，再加上银行储蓄增幅减缓，根据银行“以存定贷”原则，该行如今已“无钱可贷”。“如今你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利率上浮100%，你依旧还是贷不到款；要么你去拉存款，我们再给你贷款，利率可以低些，月息6厘。”

    迫于无奈，该企业主找到方培林，让他在规定时间里拉到一定规模的存款，开出的条件是：月息4厘。这意味着，该企业主为这1000万元存款，每月要额外支付4万元的佣金。即便如此，月息1分左右的银行贷款利息和额外佣金，对企业来说还是比较划算，毕竟他能从银行贷到款，且比月息5分以上的高利贷低很多。

    于是，该企业主会根据存款期限、金额，预先向方培林支付这笔佣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