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所需资金量大，方培林又找到去储户那里筹钱的下家，要求其在规定时间筹集多少资金，给出的条件是：月息3厘……

    在事先约定下，下家拿着各储户的身份证，去企业主指定的银行开户……根据事先约定的利益分配，储户、下家、方培林都获得回报……

    “目前温州至少有500亿存款以此谋利。”方培林说，去年以来在信贷紧缩的情况下，这个依托银行“以存定贷”原则，而衍生出来的大规模民间金融市场，自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在温州出现。他说，最近每月经过他之手的银行存款就高达四五亿元。

    同时，在2009年大批量放贷过程中，对于缺乏资产抵押的中小企业，浙江省地方政府与银行联合提出了“联贷联保”、“抱团取暖”的方案，即“一家企业向银行贷款时，至少有3家企业提供担保，如果企业是夫妻经营，则夫妻要相互担保，这样，一笔贷款可能就有9个担保，而每个担保人又可能是多个企业的股东。”

    多家企业携手共助一家企业，但反过来，一家企业出事也将连累殃及数家甚至数十家企业，这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效应。

    20世纪90年代末，赵明通过温州典型的民间信贷——亲友借贷，凑足150万元创办了一家制造业企业。当时的民间信贷月息为2%，虽然远高于同期银行利率，但赵明仍对此充满感激：因为在这笔资金的启动下，工厂迅速步入正轨，两年后便还清了原来的借贷。

    在2008年的“联贷联保”活动中，赵明为当地的一家企业进行了银行贷款担保。2009年，赵明所担保的这家公司破产倒闭，于是赵明因担保责任而承担起300余万元的债务。不得已的情况下，赵明又不得不转身向民间信贷求助，才得以化解危机。

    在银行金融政策的一再影响和间接逼迫下，民间信贷的气焰不可抑制地滋生，直至发展到民间信贷与高利贷等同。

    2011年年中，民间信贷资金链的断裂，同样也离不开金融大环境的“推波助澜”。

    2011年开始，受欧洲产业补贴政策与美国贸易壁垒的影响，国内光伏市场如坐“过山车”一般滑下低谷，企业销售量减少，产品价格也剧跌。房地产市场在宏观调控之下也走下了“暴利”的神坛。

    此时国内的银根再次紧缩。业已到期的贷款，只有通过担保公司和民间信贷做“过桥贷款”，也即银行承诺的先还贷再续贷。然而让温州中小企业没有想到的是，银行开始违背原先承诺，压贷抽贷，甚至不续贷，于是，大量来自民间的高利率的“过桥贷款”无力偿还，民间信贷资金链断裂，层层垮塌。

    据说，温州企业资金链断裂的企业中，除了投资房地产外，至少有80%的企业涉足了新能源光伏产业。被寄予厚望的两大产业，反而成为了把温州民营企业推向悬崖的两股力量。

    从内因上看，温州企业舍本逐末、不爱实业爱投机是加速自我毁灭的主因；然而从外因来看，国内金融体制的不合理、相关财政货币政策的即兴随意，都难辞其咎。

    对此，知名财经评论家叶檀专门撰文说：“高利贷盛行说明资金链出现断绝，在高速增长期所作有实体投资，已经无法获得金融支撑，宏观调控时紧时松让企业在无所适从之下，走上高利贷的绝路。高利贷盛行同样说明社会资金在通胀背景下，不愿意进入实体投资领域，转向通过‘玩钱’的方式，赚取暴利；高利贷如此盛行，更说明目前的管理体制出现了极大的失衡，有关方面只关注正规金融机构的资本充足率，对于近在眼前的民间金融漠不关心、视而不见。”

    黑色钱庄之毒

    在温州，凡是涉足非法集资、非法金融的组织，如担保公司、投资公司、典当行等，都被统称为“地下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