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人都出席会议。让胡福林松了一口气的是，与会的银行都一致明确表示“对信泰及其关联企业不抽贷”，中行浙江省分行——信泰的主要债权人，也同意延长原有贷款期限，并在利率上给予一定的优惠。

    在停工整整一个月之后，10月20日，信泰集团生产车间恢复正常生产，有近500名员工回厂正常上班。

    在温州奥米公司孙福财跑路之后，工厂45台高价设备也被债权人一抢而空，转移到了上海。孙福财回归之后，在相关部门的协助和保护之下，通过正常的法律途径，奥米公司的设备从上海运回到了温州洞口。

    与此同时，更多的帮扶措施又陆续出台。政企、银企、强弱、行业、内部，各种形式的“抱团”，帮助温州尽快“过冬”。

    民间组织为温州走出危机竭心尽力：温州民间资本投资服务中心设立2亿元“企业重组救市基金”，鹿城区工商联准备3亿～6亿元用于“中小企业转贷临时周转金”，温州市中小企业促进会30多家成员企业各拿出300万元，成立了9亿元基金扶助促进会内部成员企业。

    行业协会、商会也慷慨激昂，四处奔走：温州服装商会明确以行业报团的形式对接多家金融机构为中小企业融资铺路，温州家具商会9000万元打造行业关怀，相当于银行的利率来帮助会员企业资金救急和调剂，温州经信委与温州13家银行、15家融资性担保机构集体签约，并启动了15家民间资本服务的基金，总投资额是50亿元。

    温州市相关政府部门也推出组合拳，加大财政的专项资金扶持的力度，对中小企业和符合转型升级要求的经营困难的企业，实行税收的减免，缓和社会保险五缓四减三补贴等优惠政策。

    2010年5月，一则温州企业全国海选“红色CEO”的消息引起全国各大媒体的关注，这项特殊的“招贤令”当时被视为一场“作秀”。然而经历此次危机后，温州企业日渐意识到企业精神文化建设的重要性。

    2011年9月27日下午，温州跳楼老板正得利鞋厂老板沈奎正跳楼之后，其旗下左右鞋业人心惶惶。在鞋厂管理人员的维持和坚守下，员工情绪得到稳定，企业财产得到保护，损失降到了最低点，左右鞋业并没有陷入混乱与纠纷之中。

    因此，在温州危机日趋平息后，温州开始了第二次“红色CEO”的招聘。其中，“正泰、奥康等31家民企推出33个党组织书记人选岗位和一个党建研究岗位，开出的最高年薪达到30万元。”

    2011年9月，刚当选温州市工商联主席的王振滔认为，“部分经营不善的企业应建立或健全企业党组织，促进企业长期稳定发展。”同时，“高薪海选‘红色CEO’避免了期权套现等负面评价，从而激发生产力，这也是温州企业的现实需要。”

    当一切在逐渐地归于平静后，人们才发现，在温州40多万家中小企业中，出现问题的只是少部分，而出现跑路、跳楼的企业所占比例更小。是恐慌，把危机放大，信心才是战胜一切的根本。

    2012年2月1日，即将立春，“世界温商大会”召开。“立春一过，城市里面还没有一些春天的迹象，但风就不一样了。”

    2011年的冬天终将过去，在这样一个“后危机时期”，原本的“世界温州人大会”直接将主角换成了“世界温商”。在大会上，《温商宣言》是温商经历了一场空前的灾难之后的自我反思与自我勉励：“面对当前民间借贷信誉危机，全体温商立下誓言：不管眼前困境多么严重，不管重建信誉之路多么漫长，我们将卧薪尝胆，自重自律，以诚实守信为经商之道，以重义厚德为做人之本，忠诚社会，忠诚企业，忠诚员工，忠诚消费者，做个堂堂正正的温州商人。”

    资本新流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