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董先生还是决定回绝，因为SARS以来，特首还没有接受过在港的任何一家海内外媒体的专访，“现在单独接受中央电视台也不大好。”这件事当时并没有给我造成太大的刺激，因为那时我只是偶然在香港“客串”一次，但是2004年9月以后情况就不同，我要在这里常驻，要天天做新闻，一回又一回遇到类似“红绳”的麻烦，总得思索个原因，想个办法抗争或者适应？

    然而接下来，我的表现真不给自己提气，没有“抗争”。为什么？

    孤军奋战，“霸”徒劳，香港的社会也根本没人搭理我这份“矫情”。

    CCtV在香港没有特殊的地位，香港当地媒体诸如“有线”、“无线”、“亚视”、“凤凰”以及海外的所有传媒，任何一家在这里也都没有特权。大家被一视同仁，同在一条起跑线上竞争，互不干涉也互不妒嫉。比如香港立法会是一个手中握有生杀大权的立法及裁制肌体，香港所有媒体可以派人随时聆听每一次会议的内容，但是谁都不得进入到里面录音、拍摄，官方会在高墙之外引出一根视频和音频信号，供天下的媒体采用，但是如果香港的哪一个政府部门或者哪一位政府官员稍不留神，给人落下故意偏袒了“某一家”的口实，他可就要准备挨吐沫，这一点连董先生也不能不顾及。此种“区情”香港媒体习以为常，他们不仅对各种“特权”不存奢望，而且面对“红绳”，记者们个个也都好像没有怨言。

    过去CCtV常驻香港的一位老前辈曾经告诉我，1992年他刚来香港的时候有一天外出采访，那是港府的一个重要会议，媒体都在“下亚厘毕道”政府总部等结果。他看到香港的记者人人背着面包，拿着矿泉水，心里好笑：“这是干吗呀？一会儿采访结束，回家好好吃一顿不是更好？”可是那天的会议整整开了一天，香港的记者从早到晚就在外面“没脾气”地等，饿了就撕面包，渴了就喝矿泉水，没有一个站出来抗议：“既然估计会议要开这么长的时间，为什么一大早就把我们都叫来？”这位“老前辈”心里窝囊，离开吧，怕误了新闻；不离开，又饥渴难耐。看着香港记者谈笑风生、一派自然，他后来甩给我一句极其深沉的感慨：“不一样！处境不同啊！香港的记者敬业，或者说职业，他们每天东跑西颠、忍饥挨饿，好像从来就不知道什么是委屈！”

    不知道什么是“委屈”就是“敬业”？就显得“职业”？

    “老前辈”的话让我眯起眼睛开始观察香港记者究竟和我们“内地的”有什么不同，这种“观察”实际上我明白，已经等同我对“红绳”免战高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