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的就赶快顺着步行楼梯往下跑。最后，曾荫权来到了医院的挂号大厅，停下，这次他可能有时间也有心理准备接受媒体的采访，于是他的面前迅速地就竖起了一片三脚架，记者们从正面厚厚地把他围住。

    我是因为曾经碰过董特首“单独接受中央电视台的采访不大好”的一鼻子灰，这回没有拼命往前挤，而且说老实话，当时我的注意力也根本不在采访，而是不相信曾荫权怎么会就这么“平常人儿”一样地在医院里随便出入，身边既没有警察，也没有警卫？他接受采访时身后站立着的几位工作人员，我都认识，都是政府新闻处的，肯定不是便衣。

    为了试验我的观察是否准确，我帮助摄像师支好机器、连上话筒，看着他已经拍上了，就一个人悄悄地绕到了“记者区”的后面（这回可没有来得及设什么“红绳”），慢慢地蹭到曾荫权的身边。开始三米没人管、两米没人管，后来离特首只有不到一米的距离了，我的耳朵都能听到自己怦怦的心跳，但还是没人上前阻拦——难道曾荫权不怕被记者刁难？不怕有人捣乱？甚至不怕……即使他不怕，香港政府保安部门对特首外出的常规保卫怎么也不见有任何配套的启动，还是隐蔽得太好我根本看不见？我瞠目：这样的事情假使发生在内地，别说党和国家更高领导，就是省长、市长有计划地来到某处公共场所，起码的保卫工作也会紧紧伴随，何况香港的情况又是那么复杂？

    曾荫权那天在“屯门医院”和记者交谈的时间至少持续了半小时，香港记者都在向特首发问，只有我一个人心怀忐忑地在周围悠来荡去。当时大厅里还有很多人，挂号的、看病的、陪同病人的，都是当地的老百姓。我发现曾特首的出现并没有打破医院的正常运转，人们该干什么还是在干什么，一对中年夫妇看样子是碰巧前来就诊，不大明白医院大厅怎么突然与往日不同，围了这么多人？妻子就上前看了看，旋即回到丈夫身旁，边走边递话儿：“曾荫权，记者采访”，意思是“没什么了不起，没有大事”！

    我的“忐忑”在那天最后变成了来自心底的一声自嘲——香港这个社会在我眼前真是一会儿刻板，一会儿随意。想想媒体要正儿八经地采访特首吧，包括三大司（政务、财政、律政）以及立法会、政府行政会议要员，那些“大人物”总是左顾右盼，好像下决心难极了，而“屯门医院”，特首说来就来，说采访就采访，中间走“程序”必须的约访、审题、文书往来等等累死人也烦死人的过程全没了！同样的感觉，有时在其他活动场合，“大人物”们到场，其实也就是一辆车，通常和我们记者坐的出租车会停靠在一处，上车下车，接触几乎是“零距离”。

    内地记者身上难脱“官气”，但是真正见了当官的，我们谁也别说自己不紧张。可是香港的记者就不同，他们见了“官儿”，不管大小，不仅不拘束，也不特别“加小心”。倒是这里的官员，我发现他们面对媒体或市民，总是小心翼翼，生怕做错了什么事让社会不满。他们做官比内地官员所拿俸禄要高得多，责任也更明确，比如谁管的部门一旦出了什么事，谁就得马上出来解释或者在电视、广播中“谢罪”道歉。是不是就是为了这个原因，香港政府的官员在纳税人面前注定总是“傲”不起来？

    2006年4月22日，《香港基本法》颁布16周年，香港召开了大型座谈会，会场就选在中环一家老式酒店，与立法会只有一街之隔。因为这场庆祝式的“座谈”格调甚高，每年都要举行一次，一般情况下，香港特首、律政司司长、立法会主席等人只要在港都要出席。

    22日我去采访，没有见到曾荫权，因为特首此时正在海南出席博鳌论坛，香港特首的职位就按律由政务司司长许仕仁署理。那天前半场活动已经完毕，后面就是纯学术的座谈了，我和另外一名记者决定撤（新闻要不了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