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5月17日，《新闻调查》开播十周年，天南海北的“调查人”都赶回娘家，大家聚在一起掌声、笑声、鲜花、泪水地做了一场4个多小时的现场节目，几位主持人还被要求每人对着栏目说一段生日感言。我的“生日感言”讲得很疲软，想来肯定是和我在香港做了一段时间“不起眼儿”的记者有关：“十年前，《新闻调查》还是棵幼苗，我却整天雄赳赳的；而十年后《新闻调查》长成了一棵树，我却变成了一棵安静的小草儿……做记者，首先要做人，要有良心，还要有点平常心，有了‘平常心’，或许你倒可以为国家、社会做出一些不平常的事情来。”

    在香港做记者，我曾经被“红绳”弄得冒火，不明白这究竟是为什么。后来听说这是为了保持会场或活动现场的秩序，其中更具体的用心则在于提前警示“无冕之王”不要随便采访未经安排的人物，以免节外生枝，转移了主题。后来我发现，香港有些记者执著地“逮”着了他们想要采访的人，所提问题，的确和那次“活动”没有一点关系。香港记者干吗要这么做？他们狩猎一样要想打探的内容大多都是政治异见、社会焦点、潜在的商业动态或者名人隐私，对这些，“猎物们”当然要小心回避，没办法，有时“狩猎者”就得围追堵截、蹲坑守候。

    中央电视台记者在香港完全没有必要这样做，但我们遇到的同样问题也是采访难。香港人一般都不会“上赶着”请求媒体，即便你说这些都是免费的，不花钱也能让你在电视上露露脸儿，他们大部分也要拒人三尺。然而有些场合，记者无心插柳，意外却从天而降，弄得人一时找不着北，这时候就看谁机警、谁勇敢了。比如我们在内地，想要在一些活动中采访最高领导，不提前申请获得批准是根本不能成事的，然而在香港，有些时候，一扭身，嘿，特首就在你身边，只要他同意，你问什么都可以。

    2005年下半年，内地发现了人类感染禽流感的少数几例个案，9月，东南亚开始报道死人，之后全世界都紧张起来，恐怖传言不胫而走，有人说“禽流感”大爆发是迟早的事，这一番“天灾”可能要导致全球至少700万人死亡。而“非典”时期大家都知道香港是个重灾区，我在中央电视台香港记者站的影像资料库里随便一翻，就能找到当年满街戴口罩、到处喷洒消毒水的镜头。正是因为这里曾经闹过SARS，香港人对“禽流感”才格外重视、格外提防。

    2005年11月8号，香港医院管理局组织了一次代号为“火鸟行动”的演习，这次演习主要是测试香港官方及公立医院对“禽流感”一旦在本港大流行的应变能力。演习分别在“基督教联合医院”、“屯门医院”两个地方进行，现场模拟的是香港发现了首宗病历，医管局立即启动“禽流感大流行应变计划”，即“红色应变警示”；医管局总部的中央指挥委员会也立刻召开会议进行统筹、决策。这场演习颇有“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前奏感，因此诱来了平面、立体、网络的各路媒体大军。

    就是这场演习，我们楼上、楼下地拍医生护士行色匆匆、紧张有序，更拍模拟“病房”、模拟“病人”，一切都像真的一样。大家聚精会神，心无旁骛。然而就在演习接近尾声，谁都不知道香港特区最高行政长官——特首曾荫权已经不知何时来到了现场。

    “屯门医院”因为收治过不少“非典”患者，这个地方两年前就笼罩着一片神秘。我是在进入到“重大事故控制中心”时一扭头看到了曾荫权，他那会儿正在观摩“中心”的“运作”，之后讲了一番话，说完，转身就走。很多记者，至少是我，这才回过味儿来，立刻叫上摄像师赶快追拍——特首在屯门医院穿过了一截又一截的楼道，记者的闪光灯与摄像机开机时显示的小红灯就在他身前流动、闪烁；特首进了电梯，身手敏捷的记者也跟着挤了进去，没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