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到香港，这个社会，这堆儿人，让我“感动”的地方比比皆是，种种“感动”之中肯定有“刘姥姥进了大观园”的新鲜，也有突然一顿“文明大餐”，让我这个饥渴者一时吃不了，还打了包，撑得到处显摆，浮想联翩。不过香港虽说是南中国最边远的一片海岛，一百多年来一直受到西方思想和伦理道德的冲击，但是这里的“同胞”对东方、对民族却怀着强烈的“体己”意识，这一点过去我没想过，好像从来也没有指望过。

    2006年年初，我再次受命采访香港一位并不算“大富”的富人——全国人大常委会常委曾宪梓。曾先生，内地人对他的印象最早就是“金利来”，我对曾先生也只是熟悉“金利来——男人的世界”那句广告。但是后来到了香港，偶然看到一本书，写曾宪梓的传记，便随手翻开看了一晚，这一看才明白“金利来”在香港原来并不算什么顶级的大名牌儿，曾先生也不属于香港最有钱的那一类人，可是这位从小生长于广东梅县的客家佬，几十年来对祖国的支援，特别是他一生一世怀抱着的“感恩”情怀，让人敬佩——

    上个世纪50年代，内地经济还处于非常困难的时期，曾宪梓自小家贫，父亲又过早辞世，年龄已经很大了，还因为交不起学费、买不起书而没有学上。“当时县里下乡来的干部看到了我非常渴望学习，脑子也不笨，就说服当地的学校免费接纳我读书，这样我上高小的时候，个子比班里的其他同学都整整高出了一头。”

    曾先生在采访时告诉我，他这一辈子之所以没有成为文盲，是家乡领导救了他，是党和国家一路栽培了他：免费让他上小学、上中学，后来又一直免费让他读完了大学。所以曾先生不能忘记祖国。

    1963年，曾宪梓大学毕业后刚刚在内地工作了一年，叔叔在泰国需要他前去继承事业，也继承部分遗产，曾先生答应了。他告诉我那一年他来到深圳，经过罗湖口岸离开祖国，临行前举目最后一眼看到的就是飘扬在罗湖口岸上的五星红旗，当时他的心就被狠很地剜了一下，这一剜，使曾先生懂得了什么叫内疚，想到了祖国一路把他培养成人，但是他自己刚刚毕业，还没有来得及为国家做出过多大的贡献，就带着全家老小客走异乡。那一刻他用手捂住渗血的心，转身面北，向苍天发出了一句铁的誓言。

    不到香港我不知道，半个世纪前香港本地人口其实数量并不多，现在大约2/3的永久性居民，其实也都是当年从内地迁徙过来的老移民。很多香港“同胞”直到今天对内地还怀着强烈的“体己”意识，那是他们的根，他们的血脉源头，因此华夏民族他们认，不可能不认。

    我的女儿在我到香港常驻后曾经来港看过妈妈，有一天她给我提出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妈妈，香港有这么多的富人，这些富人都是怎么富起来的？是不是都继承了遗产？”我笑女儿，但实际上自己也才知道不久：香港今天数不过来的一片富翁，他们当中绝大部分都不是靠继承遗产，都是早年白手起家，靠自己的艰苦创业，拼死奋斗。曾先生1963年去到泰国后，叔叔有遗产，但是他没有继承，不愿意因为分家、分钱闹得叔侄弟兄一下子就没了亲情。他是凭仅有的6000块钱港币，带着一家老小来到了香港，在香港靠手工制作领带把三个儿子养大，把自己的“金利来”名声打出去，然后才加入了“富人”的行列。

    谁会想到曾宪梓初来香港时租下的一间领带作坊只有不到十个平方米？

    谁能相信为了养家，曾先生披星戴月，每天挑着担子走街兜售，很多年夜里做领带，白天出去卖，每天不卖出6打、赚够50块钱，即使月亮都合眼他也不能回家？

    那天采访曾先生，老人家毫无掩饰地对我说：1972年以前，他理解成功就是要首先对人坦诚。开始在地摊儿，他想请人给他匀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