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想回原来的银行重操旧业，但是四处求见、四处碰壁，不少银行的老板讲：“我现在的位置还不如从前的你高，怎么能雇你做事？”他说这是“表面原因”，真正的原因是没位子，“不然我怎么宁肯‘低就’，那些银行都没有一家要我？”

    “你能想象我返回香港后揾到的第一份工是什么吗？”

    我摇摇头（“揾工”是找工作的意思）。

    余先生有点自嘲的样子：“杀虫工。”

    “杀虫工？”

    余先生说：“对，‘杀虫工’。就是清洁公司的饭碗，我做不成银行的‘白领’，倒是穿起了白大褂儿，每天到宾馆、酒店去给人家打老鼠、赶蟑螂、灭蚂蚁。”

    “是吗？这可没想到。”我终于出声。

    余先生大笑：“你没想到？我的家人、父母更不能理解，大家都说：‘嘿，你，有冇搞错？！’”

    过去在香港，余先生不仅作为银行的高级白领，每个月拿着好几万元的月薪，此外公司还额外给他一种特权，一张金卡，随时可以请客户吃饭、花销应酬，所有费用都自由“签单”（当然要见回报）；然而几年以后，就是因为“移民”再“回流”到了香港，别说过去的“风光”早已成为往事，万般无奈，最后“杀虫工”的工作他也不敢再挑剔。

    余先生的境遇在众多香港“倒移民”中并不是个别现象，有人忍受不了这种反差，整天愁眉苦脸、无精打采，个别爱走极端的，想不开，还步上了绝路；但是大部分的人，我在这里特别要说，并不自暴自弃，他们心里有一个“挺”字——做得了“白领”穿西服；做不了“白领”，咱就穿着“水靴”——

    香港人在失落与逆境当中，最难能可贵的就是一句话：“从头再来。”

    余先生做“杀虫工”，一个月只能挣一万多，比原先的收入锐减了2/3，但就是这份工，后来都没做住，2003年老天玩儿起了SARS，香港和广州的很多宾馆、酒店平均入住率才只有5%，人家付不起杀虫费，公司就要裁员，余先生虽然没有被老板立刻就炒鱿鱼，但是老板把他每月本来就已经很可怜了的工资又砍去1/3，不得已余先生只能被迫再次转工，到我对他进行采访的2006年年底，他已经又转到了一家药厂，在那里做起了“营运管理”。

    在香港，不到三年的时间，我看到很多大小餐馆的服务生，堂堂五尺男儿，嘴里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知道他们个个来历不凡，但是人家就是那么整天乐呵呵地为食者上菜，做着“跑堂儿”；商店里的售货员我也见过不少，脑筋灵活，层次不低，但是大家也都不带怨气，不断地侍候着各种各样的挑剔顾客。

    “竞争社会嘛，人到了哪一步就得说哪一步的话。哪一份工能挣钱，就先干什么，都是过渡，日后的前程靠自己努力，都会改变。”

    采访结束，余先生对我说了这最后的几句话，说完，他一身轻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