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是田家炳老先生。三天前按照老师说法：她先打电话问一问田先生愿不愿意接受采访，之后我再预约，结果我拨了电话，当时田先生不在家，又去内地检查他的捐献项目去了，他的家人告诉我“先生可能礼拜六回来，到时候我来转告您的意思吧”，我就暂时松下心来，以为此事怎么也得拖上一阵子，本来香港的富人就不好找，即使找到了，同意采访，也不会很快和你约定见面的时间。

    然而田家炳老先生一返香港，当天晚上就主动给我这个小记者打回了电话，电话里老人还首先向我表示感谢，谢我对他的关注，谢我要去登门拜访。不过紧接着，老先生的声明就来了：“如果你要采访的目的是为了宣传我个人，我就谢绝了；但是如果目的是想提倡一种精神，让今天中国人大家都懂得，大家富裕了，不应该忘了国家、不应该忘记去帮助比自己有困难的人，那我倒是愿意配合。”

    “愿意配合？”“不愿意宣传个人？”田老先生在电话里一字一顿地向我交代得清清楚楚。因为敬重田先生的人品，不管田先生最终会不会同意接受我的采访，那几天我都已经在研究他的资料，知道田先生的思想自成体系：“幼承庭训，敦品励学，淡泊名利，不求闻达。”这是田先生一生的座右铭。但是放下了电话，我还是忍不住自问：咱不是活在21世纪吧？21世纪，国门里外，上上下下，中国人的世界里哪里还能找得到如此“大富若贫，重实轻华，济事报国，不图虚名”的“老顽固”？难怪有香港媒体“颂扬”田先生是一个《卖掉了豪宅捐资10亿的“傻根富豪”》。田家炳这样做是不是有点怪异？如果“怪”，他的内心支撑是什么？什么力量能把他的心田开辟得如此宽广？

    最后田先生虽然被我说服到底同意了接受中央电视台的访问，但是没有同意我同时提出来的另一个请求，那就是我想带着摄制组去他家，因为在他家（就是那套三居室的普通民房），我听说有一扇窗子，从这扇窗子望出去，拍摄机的镜头可以直接拍到原来他的那幢大别墅。田先生对我说：“大家见面先谈谈吧，如果将来真要录像，我想也就在我的基金会办公室”，并不理会什么“艺术手段”、“电视效果”，可能那样做，他又认为多少有点“宣传他个人”的嫌疑了。

    1982年，“田家炳基金有限公司”在香港成立，公司存在的使命就是专门运作由田先生提出来的“回馈祖国、反哺民众、惠仁利他、兼善教育”等相关“业务”，捐助资金均来自他为此特别建造的“田氏工业大厦”的每年租金。

    2006年年末，我按照田先生提出的建议“大家见面先谈谈”，来到了他的基金会办公室。一进门，田先生一身西装领带，鹤发童颜，精神矍铄。我想法子很礼貌地打听了一下他的年纪，什么？已经88了？那样子可是看不出。接着坐下来，田先生让人给我倒了茶，然后对我说：“你想了解什么就开口问吧，千万不要客气，我不是什么伟人，只是个普通的香港市民，坐公车，吃家常饭，住的也是和老百姓一样的房子。”面对这样一位不同寻常的“普通人”，我满肚子的问题，一时竟不知道该怎样启口。

    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之后，香港经济连续几年低迷不振，田家炳为了恪守捐资的承诺，2001年4月在大厦租金收入不足的情况下，毅然决然地将自己亲手设计并且居住了37年的九龙塘豪宅变卖出售，此举得款5600万港元，全部拨作了长流水的教育捐资。

    “当年您为什么要卖掉别墅？”我的第一个问题终于涌出嘴巴。

    接着是第二个：“当您捐助资金周转不过来的时候，您为什么还要抵押上自己唯一的企业向银行贷款，万一赔了呢？企业不就完了？”

    面对面，脸对脸，这两个问题无论如何我都要真实地听一听老先生心里“究竟”怎么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