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里究竟怎么想？”

    田先生听完笑了：“事情其实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你也不要那么言重。其实你算算账啊，当年我卖掉了老宅，因为儿女都大了，我们老两口根本也住不了那么大的房子，而且5600万，一个月的利息就是40万，不卖、不变现，睡一宿觉就浪费掉一万多，岂不更可惜？然而5600万港币，我能帮助多少内地的学校盖起多少座教学楼？还有贷款捐献，那也是在打时间差，教育有时也像人种地：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这个道理谁不懂？”

    未与老人见面，说老实话，我内心其实还是保留着某种世俗的看法：一个人一旦把自己认为一生当中最应该做的事情看得过于“重要”了，就会偏执、就会走极端，甚至不近人情，这样做未必就是科学的态度；然而见了田家炳，特别是老人在解释我提出的两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时没有任何的“豪言壮语”，只是给我算账，让我明白他的真实想法，让我看到了他的“痴行”并非不够理智——

    “不过，您老人家卖了别墅，一旦周末或节假日儿女都回来，那么一大堆的儿孙，您让人家上哪儿和您团聚去？”

    田先生实在，我随后的提问也更具体。

    田先生打了个愣儿，这个问题显然让老人有些“为难”。

    事实上我知道田先生此生有9个儿女，9个儿女都早已成家，祖孙三代、四代，一家人如果真的要聚在一块，几十口之众并不夸张，那样一套三居室的房子，想想看，别说坐，所有人连站都站不下。

    老人的脸上流露出一丝儿女情长的“难堪”，也流露出一点点无奈的歉意。然而稍微停顿了一会儿，他就解释：“那就要看什么事轻，什么事重了。”

    面对父亲后半生全身心地捐助社会，田家炳9个儿女，最难能可贵的，没有一个起来反抗，没有一个敢和父亲红脸。孩子们都知道，父亲心里有一个谁也动摇不了的信念，这就是：“一个人兜里有了钱，10个亿是个数，由10个亿变成了100个亿，也只不过是在尾巴处多加上了一个零，自己能吃多少、能睡多宽？如果一家独乐变成了让社会众乐，那我的事业不是还在扩大，不是还是我的事业？”田家炳对什么是“事业”这个概念有自己独特而“固执”的眼光。

    假使不是为了节省笔墨，田先生一生种种的“壮举”我能写出一本书。

    1919年，田家炳出生在广东大埔的一个客家世裔。1935年父亲不幸去世，他不得不辍学从商，从此肩负起了持家的重担。1937年，不满18的田先生远赴越南开始推销家乡的瓷土，事业有成；后来又去印尼开办了橡胶企业，还是大获成功。然而1958年，他忽然舍弃了在印尼已经很殷实了的生活，举家迁港，在屯门海边第一个“填海造厂”，创办了“田氏化工公司”，然后又一路艰苦创业，很快就成为香港当时名声显赫的“人造革大王”。那么田先生当初到底是出于什么考虑才让自己的人生来了一个常人无法做到的“大转弯”？老人告诉我：“第一，印尼当时的排华情绪很严重，我不愿意让自己的心态不放松；第二，也是更重要的，这就是我不能眼看着我的孩子们都已经慢慢长大，但是他们远离中国，从此不懂得什么是中国文化。”

    “中国文化？”一个生意人唯利是图，哪里有市场就在哪里赚钱，这不是天经地义？文化是什么？相比生意有什么重要？

    “一个父亲、一本书”，田先生的回答再简单不过。这两个原因让他不能只顾赚钱，还要顾及永远也不可忘怀的祖国和祖国的传统文化。

    “一个父亲”，这个父亲指的是田先生有一个饱读诗书的传统中国“家父”，当年人称玉瑚公。按理，玉瑚公48岁才晚年得子，应该对田家炳过宠溺爱，但是玉瑚公没有这样做，他懂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