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制”的优惠制度，老百姓几十年“受益其中”也“乐在其中”；而同时，香港的“购物天堂”，这块招牌每年都会吸引来很多的外埠客人到香港来消费，外来买家如果听说我们这里也要开始征收“消费税”了，以后人家谁还来？那不是砸了香港的牌子，摔了全体香港人的饭碗？！

    尽管唐英年代表政府一再向市民晓以利害，费尽口舌，语重心长，表示：“政府无意改变香港令人称颂的低税率税制”，然而，根本打动不了香港人的心。接下去的4个多月，社会各界纷纷采取各种“行动”：座谈讨论、民意调查、示威游行，立法会议员提出反对议案等等，强烈抗议政府的做法（实际上还只是个“想法”），结果到底使“开征销售税”的咨询被搁浅——2006年12月5日，财政司司长唐英年不得不突然宣布：“政府在余下的税制改革公众咨询期内，不会再推介销售税。”

    香港市民齐声反对开征“销售税”，终使这一咨询叫停，如此的“民意”取向究竟是犯下了一个集体无意识的“短视”的错误，还是挽救了一次有可能使香港“零税制”的优势开始丧失的危机？我笃定没有发言权，但是经过了长达4个月的上下折腾，特别是最后的结果，我非常吃惊：香港这个社会老百姓活得到底和我不一样，人家心里比我多了样东西，什么东西？底气。不管哪一任政府、哪一位最高行政长官，要办大事，首先必须参考市民的意见，“市民的意见”通过什么渠道来反映？他们的“觉悟”到底是从何时才开始诞生的？英国人统治香港的一百多年的时间里，老百姓是不是也敢像现在这样“犯上”？也敢这样要求民主、参政议政？他们当时也敢和港英政府说一声“不”吗？

    一个问题引出了许多问题，每个问题择出答案都要承担风险。

    客观地评价：香港老百姓，过去，在英国人统治的一百多年的时间里，说“不”的机会并不是没有，但是人们说“不”的次数却极少。那段岁月不是一个单纯的“敢”和“不敢”的问题，而是很多人心里压根就没这个念头，嘴巴上更没有这道程序；然而现在为什么人们突然“胆大”了？现在是“特区政府”，那时候是“港英政府”——“说了也没用，港英政府那时候谁理你中国老百姓？”最后的这句话并非出自我的研究，而是来自一位政府官员，香港人自己解释，可信度断然是不会拖带水分了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