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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名牌的反叛者
    最初,凡客要做杰尼亚、BOSS的颠覆者。这个设想停留在头脑里。

    但这不妨碍陈年在2011年放话说:“我希望我将来能够把LV收购了,然后就卖跟凡客一样的价钱,我也希望把匡威收购了,帆布鞋就卖50块,这是我非常希望看到的结果。”

    他做得到做不到是另一回事,但他很有可能就是这么想的。

    王春焕认为,陈年从来都不是循规蹈矩的人。虽然他也给自己妻子买过LV包,也推崇过这些名牌的文化,但不等于他会一直推崇,从不质疑。“他是一个有文化沉淀、历史沉淀的反叛者,认为一切问题都是可以质疑的。”

    在《归去来》一书里,陈年写道:“一年前就是在国贸,我开始了对名牌和奢侈品的迷恋。迷恋的程度可以概括为:我不需要超过五分钟的思考,便可以为任何一种五万元以内的东西付账,只要它足够大牌并且简洁到看不出是品牌。”

    他说这是写故事的需要,夸张了事实。不过,他承认自己追捧过名牌。2004年离开卓越网之后,陈年手头有了一些钱,也算是成功的职业经理人了。“在此之前,穿的都是几百块的衣服。感觉好像突然功成名就,不知道该怎么办,就用花钱这一简单的方式来解决它。对,就是虚荣心。”他告别黄土高原,去那个梦想的繁华之地——北京;而此时,他能用钞票告诉北京:“我来了!”

    他斜倚着椅背,跷着二郎腿,手指抠了抠脸颊,说:“我去年才认真思考什么是时尚。在此之前呢,其实就是不穿错原则。挺忙的,一年就那么几身,衬衫多一点。”

    他又瞅了瞅我穿的衬衣:“我当年做记者是穿二三十元的衬衫对付一下,别人告诉我有衬衫卖一百元一件,我觉得这简直是抢钱。”自凡客出Polo衫之后,他穿的颜色多了起来。像粉红色这样以前根本不敢尝试的颜色,他现在也穿着登上杂志封面。

    陈年在大连读高中的时候,住的大院是半军事化管理区域,大家一年四季都穿绿色的确良军装衬衫,冬天就套个棉的军大衣。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人的生活方方面面包括穿着,都有一套刻板的、富有政治意义的审美规范,灰蓝绿的中山装、干部装、军便装是主流。出生于1969年的陈年,与出生于1945年的学者周国平交流,发现虽然隔了一辈,但对童年的记忆几乎是一致的。那个时代是一潭死水。

    1987年起,生活有了剧烈的变化,街头色彩多了很多,爆炸头、蝙蝠衫、喇叭裤、蛤蟆镜成为一时的流行。“都是很可笑的变化,胡穿。”陈年说。

    改革开放打开了国门,中国人突然发现自己不会穿衣服了。在城市、乡镇的街头,你都能看到穿着袖口缀着商标的西装、踩着球鞋的人。1993年,SOhO中国董事长潘石屹与回国的张欣第一次见面,张欣发现潘石屹光着脚穿皮鞋。

    国门的开放也让国际品牌们涌入中国,如今中国是奢侈品最大的新兴市场。每一个来自意大利、法国、英国、美国的国际品牌,都渴望得到中国人的垂青。在被遍地山寨的花花公子、皮尔·卡丹、华伦天奴教育过一轮之后,中国人开始追捧LV、Chanel、Burberry等。既有乘头等舱到巴黎时装周扫货的富豪,也有背着LV挤公交车的上班族。在淘宝这个集贸市场上,爱慕名牌又花不起那个钱的消费者,可以找到无数廉价的原单、尾货、A货。他们相信,这样离时尚很近。

    “时尚早期是阶级的产物,古代中国颜色都是有等级的。做时尚的人呢,眼睛往上看。很多品牌在做的过程中编故事,思考它的加价率,似乎加价率越高就越时尚。”陈年说,“VANCL没有给自己编故事,2010年,我实在被人问急了,编了一句话‘时尚就是正确的自我表达’。”

    陈年做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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