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读过私塾，颇比普通农民有远见。在三年自然灾害前的丰收年，他父亲利用房前屋后的零碎土地开荒，从秋天开始动手，整整一个冬天都在挖土，将房子四周刨出像战壕一样的深沟，又从山下挑来肥力好的土壤，倒在沟里，再铺上一层积攒的鸡粪、羊粪。一层土一层粪，如此交叠。好处是既保住了水分，又让土壤保持疏松，还多了很多有机肥料。来年春天，栽上南瓜。到当年秋天南瓜成熟的时候，一个就有几十斤重。摘下来，放在屋子里。只要保持通风，不冻着，南瓜能够贮藏很久。满满一屋子的南瓜，让朱家每逢青黄不接的时候都能挨过去。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是一个划时代的大事件，毫不夸张地说，它救了中国农民的命。在这次会议上，确定了改革开放的新政策，而改革开放的起点是农村改革。农业经济研究专家、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产业经济研究室主任吴敬学认为，1978年至1985年（有的学者划分到1986年），是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农业发展第一阶段。20世纪80年代初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激发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农村经济呈现快速发展的势头，农产品从短缺转为供需基本平衡。同时，相对城市人口收入来讲，农民收入在这一时期是增长最快的，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是最小的，大致在1∶1.8。另外，中国农民充分发挥了他们的聪明、勤劳、能干，大量的乡镇企业异军突起。这些乡镇企业小巧灵活，如同水蛇在国企那些庞大笨重的乌龟身边游动穿梭，抢占了不少市场。在80年代初期，社会学家费孝通即提出了著名的“苏南模式”。

    朱新礼正是农村改革的受益者之一。1981年前后，他承包了村里的一辆解放牌汽车，将沂蒙山区的苹果拉到南京、上海去卖。家里穷，但头脑灵活的他从小学二年级就不再向家里要钱读书，暑假去山里挖中草药、爬树上捡蝉蜕、翻石头抓蝎子，把这些卖到供销社，换来一年几元钱的学费。一车苹果大概能让他赚上几百元运费。有了钱，他接连买了两辆车，带上四个徒弟，轮流开着三辆解放车跑水果运输。1983年，他就赚了三十多万元，成为沂蒙山区第一个在家里装电话的人。

    村书记动员他回去当村主任。自新中国成立后，东里村年年吃救济粮，3000人只有1000亩地，人均不到四分地。朱新礼卖了车，当起了村支书。他做汽车驾驶员的时候走南闯北，见多识广，心里有了一番规划。

    他要所有的人把土地交出来，集中经营。大家都很抵触，好不容易到手的土地还没焐热呢，又要吐出来？朱新礼干脆开上一辆大客车，吆喝上党员、干部和村民代表，一趟子拉到了胶东平度市观摩。那地方大规模种葡萄，一亩地收入一万元。这是东里村的一次“思想解放”，外面世界的富裕震动了这些未走出过沂蒙山的农民。之后，朱新礼勒令党员，要么交土地、要么受处分。党员交了，干部交了，老百姓也跟着交了。这些土地被集中起来种葡萄，交给40户专业户承包。为此，有人写信贴上八分钱的邮票告到国务院去，上面来人调查，批评朱新礼不种地，“民以食为天，农民不种地，叫做不务正业”。这一弄，把朱新礼全国人大代表候选人的资格弄掉了。

    从村支书到果汁大王（李志刚拍自朱新礼办公室）

    但是，东里村种葡萄得到了实惠。1000亩地种上葡萄，原先每亩收入两百多元的地到了第二年是五千多元，第三年是一万元。他又陆陆续续办了27家村办企业，砖瓦厂、面粉厂、皮鞋厂、皮毛厂等。除了40户葡萄种植专业户之外，其余七百多户人家的劳动力由这些工厂消化。1986年，这个800户人家的村出了四百多户万元户，成为山东省第一个电话村。60岁以上的老人都有养老金，凡考上大学的由村里提供学费，村民每年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