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5月6日，在北京顺义汇源总部的一间会客室里，汇源集团董事长朱新礼接受了我的采访。会客室铺着浅褐色的编织地毯，摆放着灰色布艺沙发，上面罩着印有“汇源”红色LOGO的白色沙发罩——这透着一股浓浓的20世纪80年代的味儿。茶几上摆放着汇源各式低浓度果汁产品，旁边竖着巴掌大的告示牌：“开启喝完是喜欢，剩余带走是珍惜”。汇源的员工告诉我，这告示牌的摆放是朱新礼的命令，汇源任何部门都如此执行。墙上挂着一幅祝贺汇源集团成立十三周年的匾额，落款是“中共万荣县委员会、万荣县人民政府”。

    朱新礼穿着灰黑西装、浅蓝衬衣，斜倚在沙发上。他面相和善，在三个多小时的交流里，基本上都是笑呵呵的。只有谈到可口可乐并购汇源一案的时候，他的脸一下子拉长，紧闭着嘴，腮帮子也绷紧了。自商务部以违反《垄断法》为由叫停可口可乐并购汇源之后，一心想做上游产业的汇源无奈调头，一口气招聘了数千名退役军人做销售，以重建解散了的销售系统。虽然重做下游耗费了很大的精力，但是汇源布局上游产业一直马不停蹄，除了水果种植，朱新礼还盯上了有机农业。汇源在密云建成1500亩的有机农业示范园，又与山东省德州市政府合作，建设1万亩的有机农业示范园。

    中国农科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产业与企业研究中心的王世平博士说：“汇源现在处于圈地阶段，其上市所做的饮料生产在集团中只占其业务一部分。”朱新礼预计需要30亿到50亿元来做有机农业，“没有经过董事会同意，不能用上市公司的钱去做有机农业，股东的钱只能做果汁”。

    从果汁到有机农业，朱新礼始终与中国的农业紧密相连。30年前，正是国家政策这一只巨手，让朱新礼这个沂蒙山区的农民命运发生了巨变。从济南出发，经G2京沪高速及G22青兰高速往东，转入332省道，折向西南，便到了山东淄博市沂源县东里镇，车程约180公里。车窗外，迅速闪过的，除了苹果树还是苹果树。沂源是中国苹果主要产地之一。

    这是朱新礼的老家。与如今国道、省道、乡道密密铺陈于中国大地，连通起一张主动脉、毛细血管齐全的公路网不同，在朱新礼的童年时代及青年时代，东里镇一直是个四不靠的村。这里是沂蒙山区腹地，离每个县城都有数十公里，封闭落后，靠天吃饭。

    汇源将淄博分公司安在朱新礼的老家东里镇东里东村，在那里建了一个乳品饮料加工厂。厂坐落在山脚下，沿着红砖砌成的围墙往山上走，站在山坡上，能看到围墙内停靠着八排七列共56辆整装待发的运货车。朱新礼的老家就在这山上，离厂房只有200米，俯视整个工厂。

    沿着上山的羊肠小道，我寻找朱新礼的老屋。石块与黄泥砌成的农舍三三两两地散落于山间，路上不见人影，只闻恶狗狂吠。幸寻得一位八十多岁老太太给我指引，我找到了目的地。一排六间屋，黄褐色的石块砌成，屋顶铺着红瓦，木条镶成的门框歪歪斜斜的。

    1952年，朱新礼出生于此地，直到1986年他才下山离别故乡。他的母亲生了六个儿子，他排行老二。在朱新礼的描述里，他的家“背靠大山，面朝沂河，是个山清水秀的地方”。这种田园山水的诗意，难掩当年中国农民生存条件的严酷。20世纪五六十年代，农村以人民公社的形式组织生产，东里镇只种玉米、地瓜、小麦。1959年至1961年的三年自然灾害，天灾加上人祸，中国暴发大面积的饥荒，饿殍遍野。朱新礼保留了大饥荒的记忆，他记得身边很多人，在青黄不接的时候，只能吃玉米芯、槐花、槐树叶子，饿得眼睛都浮肿了。他曾跟首钢老总朱继民聊天，后者的一个姐姐就是活活饿死的。

    他家算是在饥荒里挨得过去的。他的父亲是村里的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