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应转院；转院时不应撤氧气。但肖玉林想的却是这起事件的有关责任人是否应该受到党纪、政纪或法律责任的追究。

    1998年9月14日，铁岭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人身伤害赔偿纠纷”为由正式审理此案。经过大量细致、艰苦的工作，医患双方终于在一些焦点问题上达成了协议。

    打完这场官司的肖玉林心力交瘁。用他自己的话说：“再打实在打不起了。”1999年1月8日，肖玉林再次来到孩子身边。望着孩子瘦小、冰冷的身躯，手捧鲜花的肖玉林泪水簌簌而落。“孩子，现在你可以安然上路了，天堂里没有爸爸妈妈的日子，你一定要好好照料自己。”

    如果肖霄的死真的像他母亲期望的那样能换取医德医风的全面改观，能避免以后类似的悲剧发生，还可以告慰肖霄的在天之灵，告慰为讨公道奔波18个月而心力交瘁的肖霄父母，告慰关注此案的新闻媒体和关心此事的全国人民，但事实远非如此。

    就在肖霄的父亲在四处奔走呼号之际，1997年12月10日，一名仅14个月的男孩董闯又冤死在铁岭市中心医院。关于董闯的死，其母亲像祥林嫂一样不知道翻来覆去地哭诉过多少遍：“这天晚上5点多钟，董闯吃了半块奶糖，很快就喘不上气了。糖好像卡在气管内，于是我就乘车在晚7点到了市中心医院。在医院儿科就诊，我把发病经过告诉值班的女大夫后，她给孩子做了检查，然后让我带孩子去五官科检查，五官科的值班大夫正在办公室下象棋，我向他讲了病史，他拿起压舌板压住孩子的舌头看了一下，说没事，让我们再去儿科。回到儿科，儿科的大夫说：‘没有什么事就按肺炎治吧。’让孩子透视，透视结果说正常。于是儿科大夫按肺炎开药，取回药后开始给孩子输液。大约过了3个小时左右，孩子又上不来气，咳嗽，我去找大夫，大夫说根据症状像气管异物，但是在夜间，找医生会诊都不来，等明天白天上班以后再说吧。大夫说孩子睡不实打针镇静药就好了，于是医生给孩子打了镇静药，打完以后孩子又开始睡觉。过了一段时间，孩子又开始喘不上来气，我妈赶紧去找大夫，大夫看了孩子以后说，找五官科会诊，大约找了半个多小时，五官科大夫也没来，护士找了两次五官科大夫也没有下楼来。我们家属急得要命，真不知道楼上五官科大夫怎么想的，他怎么那么不负责任，他是见死不救啊！这时孩子的病越来越重，大约在早晨5点钟孩子停止了呼吸。孩子死了，是医生误诊、误治、没有采取有效的措施和极端的不负责任而导致我的孩子死亡。我坚信，如果医生明确诊断，及时采取有效的措施，以积极负责的精神抢救治疗，我孩子的生命是可以挽救的，他不该死啊！”

    但是，董闯死后，医院告诉她是意外死亡。

    这次医院似乎很积极，除了赔偿3万元钱，还另外给了1000元丧葬费。既然院方态度这么积极，善良的农民也觉得医院挺够意思，孩子死了，已不能复生，也就不追究医护人员的事故责任了。

    ——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我的父老乡亲啊！

    董闯死后不到一个月，又一名26岁的少妇在这家医院的分院发生了“意外”而死亡。

    这名发生“意外”的病人叫李菊，她本来是因为自己孩子有病到医院去的，在孩子输液的同时，她因感冒觉得浑身难受而找医生输一瓶液体，谁想到，一瓶药水，竟淹没了她年轻的生命，抛下年轻的丈夫和嗷嗷待哺的孩子撒手人间。

    悲剧发生在1998年1月17日。据其丈夫申诉，这天上午11时，李菊在医院被诊断为“上感”，于是做青霉素皮试，第一个护士认为针眼红肿不能注射，另两个护士看完却说没事可以，于是开始输液。10分钟后李菊说头痛，浑身发冷，其姐姐李红问护士怎么回事？护士说：“这事我不管，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