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于洪学得到儿子的颅骨，悲喜交加，找到僻静的地方，用哆嗦的双手捧着亲儿的颅骨，滚滚热泪夺眶而出，他喃喃地轻声说着：“老儿啊，别怕，爸抱着你呢……”从此，于洪学随身带着儿子的颅骨，走哪儿都揣着或拎着，生怕丢了。同时，他又找医学书和到有经验的医生那里讨教，从左颅后枕那个部位以及相关的各个词汇学起。

    中国青年报记者曾与穆耀升一起到呼和浩特铁路中心医院调查采访。就医疗纠纷解决难一事，该报记者与该院医务科主任刘运湖交谈。刘不无坦率地说，实际上，不论医院自己作出的鉴定，还是最终起决定作用的卫生部门的鉴定，也都全靠鉴定专家的责任心。这个鉴定过程没有任何法律监督。“这是一个缺陷，”刘运湖说，“目前，我国还没有统一的医疗方面的专项法律，医疗事故还全都由行政部门来处理，还没有法律的介入。改变这一现状，对医院和患者双方都会方便许多。”

    402医院坚持认为手术无任何过错，并作出了“不能成为医疗事故”的医疗技术鉴定。尹某和王某多次找院长，院长拒绝接待。后医院的知情人告诉尹，事发后该院外科某领导到病理科修改过病理报告。

    “由于爸爸的死去，我家像房子塌了栋梁，家不像家了。奶奶从此一病不起，瘫痪在床，已经奄奄一息了；妈妈整天以泪洗面，神志恍惚，无精打采，本来就瘸着腿，现在已经很难行走了。家里的6亩责任田全出钱叫人家帮工。我一个13岁的小女孩，不仅要烧饭，洗衣服，做家务，还要服侍奶奶，再加上小学毕业班的学习负担重，我撑得住吗？……

    1997年5月11日，穆耀升13岁的儿子穆茂林因扁桃体发炎、高烧而住进了呼和浩特铁路中心医院。值班大夫王宁诊断其为急性阑尾炎。穆耀升回忆说：“这天是星期天，我在化验室没有找到人。在没有做化验的情况下，大夫王宁表示要为儿子做手术。我反对无效后，听从了大夫的安排。”对此，院方予以否认，但也没有出示相关的证据。

    他告诉我，在这四年多的诉讼过程中，他不仅熟悉了大量的法律法规，而且掌握了许多医学知识，包括诊疗知识甚至人体解剖知识。他自信地说，他所掌握的一些医学诊疗知识与诊疗操作规范，可能比一些医务人员掌握的还全面。他怕我不相信，便向我挑战——你是医学科班出身，你知道阑尾有多少种异位情况吗？

    被告在其民事答辩状中认为：医院在对于月的诊治过程中不属误诊误治，也不是不负责任，既不是责任事故，也不是技术事故，因为于月的死亡不是发生在整个的诊疗护理工作中。医院已经向更高级别的医疗鉴定委员会提出复议申请，正在等待上级最后的权威鉴定。

    《检察日报》社记者赵凌便报道了这样一个案例——

    按理说，给医疗事故的受害者及其家属一个公正的答复，一个合理的说法，是医疗鉴定的基本职责，但事实上，由于我国现行医疗事故鉴定体制的种种弊端，许许多多的医疗事故受害者很难及时得到这一起码的权利。由于医疗事故鉴定者往往就是医疗事故责任者或者是其行政主管部门，因此难免出现为了推卸责任，逃避处罚，而有意地偏袒责任医院与责任医生的现象。有的以种种借口拖延甚至拒绝鉴定；有的含含糊糊，敷衍鉴定；有的则进行不公正的鉴定，明明是医疗事故，却鉴定为医疗意外，明明是责任事故，却鉴定成技术事故，明明是一级医疗事故，却鉴定成二级、三级医疗事故……

    张杏云对记者说，事故发生后，院方不是积极处理，而是想方设法逃避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