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洪学去医院外找了辆出租车，他爱人孔德华抱着儿子上车时，护士叮嘱说在孩子醒后如发高烧，可服用医生开出的索密痛，明天继续静脉点滴。在家的三个多小时里，一直守在床边的孔德华抹着眼泪，发现孩子越来越难受，于洪学又一次奔往医院。原先那个医生下班了，在病房值班的是另一位女医生，听于洪学讲述了整个诊治经历，这位医生说没事，不用抱孩子来。于洪学回到家，眼见着儿子睁开眼睛说不出话，却用嘴咬他妈的手指。看到儿子特别难受的样子，嘴角有白沫子流出，孔德华慌得抓着丈夫的手哭了：“咱不能听医生的，赶快打车上医院吧！”

    1997年6月，北京市高级法院法医室作出鉴定：君豪右侧卵巢被切，伤残七级。此时，出现了分歧，是按《民法通则》处理，还是按国务院《医疗事故处理办法》处理。王某拿着从众多媒体上搜集到的与君豪相同命运的案例处理结果，要求医院以《民法通则》来赔偿。法院回复：“中国是个法制国家，不是判例国家。”

    小女孩追问：公平何日还

    于是，许许多多的受害者或其家属为了求得一个公正的医疗鉴定结论，走上了艰难而漫长的上访上诉之路，其间所受的磨难，是常人难以想像的。女人哭过，男人跪过，法学家呼吁过，新闻界曝光过……但一些不公正的医疗鉴定却仍以“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岿然拦在医疗事故处理的路上，不把人拖得心力交瘁、精疲力竭绝不让路！天津的李新荣被误切“异位甲状腺”，诉讼了十二年，最后还是没有把“不属于医疗事故”的医疗鉴定翻过来，幸好法院打破常规，撇开医疗鉴定委员会而进行司法鉴定，才确定医院的责任；湖北一个弱女子杨明香为给死去的丈夫讨一个说法奔波四年，可以说是历尽千辛万苦；本溪的王作辉15个月的儿子在冰棺里睡了八年，才得到一个公正的说法……

    1997年3月，作为小君豪的法定代理人，王某把一纸诉状递交给北京市石景山区法院，要求电子部402医院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法院予以受理，并委托北京市高级法院法医室进行法医鉴定。

    据家属反映，尸体火化后医院领导判若两人，翻脸不认帐，到处讲是意外事故，并宣称已妥善处理，进行了人道主义补助。

    两口子抱着儿子来到病房，还是那位医生，没有试体温，也没有量血压，说：“你不是相信我们医院吗，这事我们经多了，啥事没有。”说完她转身走开。于洪学一看急了，拉住医生说儿子的病严重，那医生总算让他去给儿子办住院手续。

    不久前，笔者与两次被请进中央电视台“3·15晚会”现场控诉渎职医生的鲍清芳同志取得了联系，说起她为女儿张文静讨公道的辛酸，她说报纸、电视报道的只是其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这其中的过程是你们无法想像的艰难，无法想像的悲惨……”她告诉笔者，她的老伴正在写一本书，准备把他们这几年千辛万苦讨公道的艰难过程写出来，让全社会都来了解一下医疗事故受害者的悲伤与磨难。

    根据国家有关规定，一般情况下鉴定委员会在收到鉴定申请两个月内应作出鉴定。但三个多月过去了，鉴定结果仍杳无音讯。其间，死者家属想再与医院交涉，被医院以“复议尚未下来，事件未有最后结论”为由，拒绝接洽。

    据《法律与生活》1998年第7期报道：1996年11月3日11点钟左右，于洪学带着儿子于月，去加格达奇区人民医院看病。发烧咳嗽的小于月到医院后，跟爸爸楼上楼下跑得欢。都以为是看个小病，谁料想8小时后，小于月躺进了太平间的冰柜里。

    于洪学绝不相信有这样的事情，于是，他出现在给儿子做尸检的那个人面前，说儿子要火化了，按老百姓的说法得是个全身啊，颅骨最好能还给他，反正已做完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