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病治好了就行了。但现在医院单方面中止协议，他就只能旧事重提。但穆耀升最大的难题却是，他确实拿不出白纸黑字的鉴定，证明儿子的阑尾是被错割了。他四处奔波，呼号——谁能给我个医疗鉴定？

    拎着阑尾找鉴定

    不久前，笔者与这位坚强而不幸的东北汉子于洪学取得了联系，他在电话里激动地对笔者说：“我气愤的不只是那些草菅人命的医务人员，还有那些不负责任的医疗鉴定人员。明明是应用了不同批号的青霉素后仅20分钟就发生了输液反应，后来又抢救不及时而导致孩子死亡，他们却时而说是流脑，时而说是脑外伤，这纯粹是糊弄人……在事实已经完全明白后，有一个鉴定委的人还对我说：你不要再去分是责任事故还是技术事故了，两者的赔偿都是一样的。我听了气得差点呕血，我说，我打官司不是为了钱，而是要给儿子讨一个公道，给那些医务人员一个教训，哪能这样糊弄我呢？该怎样就应该怎样吗！”

    但更让穆耀升夫妻痛苦的是，在上述手术中，麻醉师宁容在实施麻醉时碰到了儿子的神经根，造成穆茂林“腰骶神经根损伤”。穆茂林的父亲穆耀升说：“术后，孩子的左腿麻木无力，肌肉萎缩。至今左脚仍然麻木，走路无力，无法上学。”事后，医院曾与穆耀升达成协议，一次性经济补偿穆茂林4万元，并负责他的后续治疗至痊愈，退还红包等。去年初，穆耀升领着儿子开始到上海华山医院进行治疗。8月12日，呼和浩特铁路中心医院认为，经过一年多的各种治疗，穆茂林已经达到临床治愈，没有必要再在外地就医，并中止了原来的协议。

    如此周折以及戏剧性的变化，令于洪学仰天长叹。

    经过九死一生的磨难，如果终于讨得了一个公道，那还是幸运的。更多的则是气憋了，苦受了，而结果却还是一场空。

    于洪学从来也没读过大学本科的专业书籍，为把儿子的事搞个水落石出，他“啃”起了医学书，先从那个暴发性流行性脑脊髓膜炎开始，这个病有什么临床症状，其病理有哪些说法，他看不明白就四处去请教。

    尹某告诉记者：“知道病理报告被修改后，我气极了，没想到医院会干出这种事来。于是我想到了打官司。可是告自己的医院和同事，我可以想像别人会怎么说，但是如果不告，我们将对女儿承担一辈子的歉疚。我当时很矛盾，考虑了很久，最后还是决定打官司。”

    其实，穆耀升眼下遇到的难题，也是目前发生医疗纠纷的患者遇到的一个普遍问题。有关专家指出，由于目前我国处理医疗纠纷的现行体制尚不健全，患者个人的力量在与医院以及管理医院的卫生部门的权力对比中，明显处于劣势。

    其母亲伤心地回忆说：“我们当初根本不愿意相信这个结果，我从医院拿出了一份病理切片，去其他医院会诊。我们跑遍了北京几乎所有的大医院，得到的都是一个答复：右侧卵巢被切除。这时我们才彻底绝望了。”

    没爸的孩子真无奈！

    对此于洪学并不服气。“这应该是一级责任事故，责任事故呀！”他像是跟自己辩论似的，“孩子明明是经过了三名医生的诊治，一位医生是从家属区那边叫过来的，上班时间她正在洗衣服；另一位给于月看病的又是求才来的；等于月晚上到医院时，病状很严重了，可那名医生是那么漫不经心……这根本不符合省卫生厅早就严格规定的首诊责任制度！”

    孩子手术后的一年多时间里，穆耀升在内蒙古的卫生、医疗等部门里来回跑了许多趟，但他也几乎从没有得到过明确的答复。

    三年里所有的花费和伤害，都将随着时间的流逝刻进他们的记忆，他们在万般无奈中握住了法律的尺子，只是这种公平来得太慢，而且，他们自己也还在怀疑：他们最终能得到公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