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家乡的第二天，我和表哥来到了小学校。在这座只有几间旧瓦房的学校里，我和表哥一起度过了最初的求学时光。

    房屋还是那些房屋，低矮而破败，窗户上糊着塑料纸，瓦楞间长满了萋萋荒草，荒草间潜伏着蚂蚱、蜈蚣等各种各样的昆虫。教室门窗油漆斑驳，门扇上还有粉笔书写的稚嫩的残迹。走进教室，看到麻雀穿梁而过，遗下几片飘飘荡荡的草屑。墙上还贴着老马和老恩的大胡子画像，还有一些“为中华崛起而读书”，“努力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豪言壮语，颜色斑白的黑板上还写着“我们的祖国是花园”和“社会主义好”的歌词，可是，窗台上，讲台上，地面上，落了一层厚厚的尘土。这些教室显然已经废弃了很长时间。

    我问表哥：“这些教室为什么不用了？是不是孩子们有了新的学校？”

    表哥说：“国家号召了很多年计划生育，只生一个好，孩子越来越少，村子里已经没有多少孩子了，办不成学校了，孩子们就都去了十几里外的镇子上上学。现在的学生比我们当初少了一半还多。”

    我和表哥沉默地走在荒废的校园里，心中充满了难言的复杂感情。望着教室旁边那棵大槐树，望着大槐树上悬挂的一节铁轨，耳边似乎又响起了当当的上课钟声，又响起了孩子们琅琅的读书声，响起了孩子们放学后欢天喜地跑出校门的杂乱的脚步声。那时候上课放学的时候，老师拿着榔头敲击那节铁轨，铁轨与榔头撞击，就会发出当当的声音，上课的钟声缓慢悠长，当——当——当——我们在上学的路上听到这样的钟声，就向着校园的方向一路飞奔，迟到了是要被罚站的；放学的铃声急迫短促，当当当当——孩子们听到这样的声音，都会发一声喊，抢先从教室里挤出，跑得慢的同学，往往被挤掉了鞋子。

    那棵大槐树下，经常会召开全校师生大会。有一次，大会的主题是“我和爷爷比童年”，老师照本宣科地说，我们生在阳光里，长在红旗下，生活比蜜甜，而爷爷生活在万恶的旧社会，吃不饱穿不暖，还要被地主打骂。那次大会请来了村中的贫农老大爷现身说法，老大爷站在台上说：“旧社会我顿顿吃的是白馍细长面，有时候还能吃上肉。现在新社会我连包谷馍都吃不上，过年都吃不上肉。”校长急急忙忙把贫农老大爷赶下讲台，台下的大小嘴巴一起大笑。还有一次，大会的主题是控诉旧社会的罪恶，村中一个孤寡老奶奶上去了，老奶奶一上台就哭，哭得上气不接下气，校长不失时机地说：“看看，旧社会把老奶奶折磨成了什么样子，我们一定不能忘记阶级仇恨。”老奶奶伸出五个手指，哭着说：“五口人啊，五口人，活活饿死了五口人。”校长又说：“看看，万恶的旧社会，罪孽深重啊。”老奶奶接着说：“不是旧社会，是低标准时候。”校长愕然了，台下也愕然了，老奶奶口中的低标准，就是1960、1961、1962年这三年，官方所说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校长说：“你一定要说实话，是旧社会啊。”老奶奶说：“咱不能昧着良心说假话，这真的是低标准时候，我记得清清的。”校长脸色煞白，赶忙给自己打圆场说：“老奶奶哭糊涂了，新社会怎么会饿死人，赶紧搀扶老奶奶下去吧。”

    此刻，回忆起童年往事，心中别有一番滋味。

    表哥突然问我：“你还记得那个老奶奶吗？”

    我说：“当然记得。”

    表哥说：“那个老奶奶还活着，她后来抱养了一个孩子，孩子长大了在煤矿工作，现在成了我们这里最有钱的，是个煤老板。”

    我们又说起了煤老板。表哥说，在我们家乡，煤老板是最富裕的一个阶层，这个阶层又普遍张扬，为富不仁。

    我突然决定想暗访煤老板，我想把这些年来煤老板的传奇经历写成一本书。

    我没有想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