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说是儒家心性修养论在佛门的运用。至隋唐以后，中国佛教不像印度佛教那样只注重抽象本体和繁琐的名相分析，而是大谈人性、心性，注重心性解脱。天台宗把能否成佛归结于能否反观心性，到《坛经》成立，中国佛教注重心性的倾向在理论上得到总结。

    《坛经》认为，人心本来一切具足，人性本来清净，只是由于众生横生妄念，执著外境，所以不识本心，不见自性。如果能灭除妄念、扫离外境，就是明心见性，见性成佛。所谓明心，就是要洞见此心具万法、自心即是佛的道理，所谓见性，即发现自心本具佛性，自性本来是佛。明心见性，就是直指心源，反观寂照，扫除妄念浮云，成就佛道。正如《坛经》所说：但见本源清净，觉体圆明，即名见性成佛，亦名如来知见。

    我们认为，儒家的存心养性和禅门的明心见性除了关涉世俗伦理与宗教解脱两种不同的旨趣外，其方法论是相通的。

    以《坛经》为理论标志的中国佛教在心性问题上大有超出儒家的高明之处。难怪有人明确认为：修身以儒，修心以佛。佛安心，能治骨髓之疾，儒劳心，只治皮肤之疾。

    《坛经》的心性理论，在儒门淡?白，收拾不住的情势下，启发了宋明儒学心性本体论的建立，激发了宋明心性命理之学的勃兴，促成了儒学在宋明的新转机。可以这样说，在一定程度上，是中国佛教(主要是《坛经》心性理论)弘场了儒家思孟学派的心性论传统，宋明心性命理之学的建立，切己自反、发明本心等修养主张的提倡，是在儒家收拾不住的情况下，一次成功的人室操戈、收复失地。

    作为中国化佛教的理论结晶，《坛经》所代表的禅宗思想对宋明理学的影响是巨大的。宋明理学的代表人物一方面站在儒家正统的立场上贬斥佛教，一方面又出入释老几十年，吸取其思想精华以建立自己的体系。明儒高攀龙说程颢看得禅书透，黄百家说朱熹凡诸子、佛老无不涉猎而讲究也，明儒黄绾曾总结性地说：宋儒之学，其入门皆由于禅。

    从总体上看，陆王心学受《坛经》所代表的禅宗思想的影响比起程朱尤盛。陆九渊承禅宗心即佛的理路，倡心即理。在修养方法上，以发明本心与禅宗的明心见性相呼应。《坛经》说自心是佛、自性作佛、道由心悟，陆九渊则倡切己自反、道不外索。《坛经》说诸佛妙理，非关文字，陆九渊则说若某则不识一个字，亦须还我堂堂做个人。《坛经》倡若识自性，一悟即至佛地的顿教法门，陆九渊则倡一是皆是，一明皆明的易简功夫。无怪乎朱熹称陆学为顿悟之禅宗，说陆子大抵用禅家宗旨，而外面又假托圣人之言，牵就释意。

    与陆九渊一样，心学的集大成者王阳明也直接吸收《坛经》的思想精华来建构自己的心学体系。在其学说中，阳明把禅宗的佛性改造为良知，把《坛经》中的悟自心改造为致良知，把《坛经》的顿悟见性改造为本体功夫，一悟尽透。

    明儒黄绾记载了王阳明曾以《六祖坛经》为教材开导门人之事：又令看《六祖坛经》，会其本来无物，不思善、不思恶，见本来面目，为直起上乘，以为合于良知之至极。与王阳明同时代的陈建则认为，阳明一生讲学，只是尊信达摩、慧能，只是欲合三教为一，无他伎俩。因此，阳明之学被称为阳明禅。

    《传习录》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先生游南镇，一友指岩中花树问曰：天下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相关?先生曰：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如此花不在你的心外。王阳明的这段言说，与慧能在《坛经》中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的话语如出一辙。无怪乎明清之际的王夫之说王学是阳儒阴释，台湾的耕云先生也说阳明是用儒家的辞汇阐扬禅学，美国学者杜维明也说王学是禅宗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