冈茅坪后，在宁冈县党组织和袁文才的帮助下，在茅坪的攀龙书院里创办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第一所医院——茅坪后方医院。院长曹嵘，党代表赵发仲。

    说是医院，其实很简陋，条件极差，缺医少药。据当时任职的老中医赖章达回忆：“毛主席1927年10月（割禾后）来到宁冈，卫生队设在茅坪，有40人左右，红军医院在攀龙书院。中医赖干华、陈金（湖南人），西医吴鹏飞。11月参加的有赖章达、黄少古（茶陵）、谢贻阶（茅坪）三位中医。现小膳厅是中医医疗室，轻伤员、担架队住楼上，床铺摊在楼板上。起初伤病员只有四五十人，伤员用的中药靠大陇、滩头药店供给……药空了，我们便上山挖了70多种土产草药，有银花、土茯苓、木通、麦冬、金英子、茴香、车前草、五瓜皮、厚朴等。1928年4月，毛主席发动打永新……缴到400多担药放在茶山源（当时，部队的药库设在茶山源——引者注），这时药材丰富了，部队、群众都来此买药。”

    据1928年5月调入茅坪后方医院工作的肖明回忆：“当时的茅坪红军医院里面有队长（姓莫，广东或广西人），党代表姓叶（湖南人，长征时牺牲）。下面还设医务室（有2个中医和2个西医，一个医师姓曾，还有一个中医，脚有点跛），看护排有10多个人，排长姓范，湖北人，担架排10多个人，事务排有10多个人，管理后勤等事务工作。医院可以容纳四五十个病人，进进出出的病人比较多，当时从永新送来的伤兵比较多。医院的药材十分缺乏，虽然各地党组织想方设法冲破重重困难，把升汞（治枪伤用）、碘片等西药送到根据地里，但总是不够用（一般是先送留守处，再由留守处分到医院和连队里）。因此，医院经常组织医务人员和附近的群众上山采草药。采药时，由懂的人采个标本，然后大家照样子采。当时用中草药一般的病都能治好，洗伤口用盐水洗，硝盐也能用，但要过滤才行。”

    为了解决医疗困难，边界党曾多次向湖南和江西省委以至党中央报告，请求送几名西医和一些药品来，但未能如愿。为此，医院的医护人员只好自己动手，用竹子制成镊子、软膏刀、软膏盒等，用消过毒的剃刀代替手术刀，用土布代替纱布，对用过的纱布洗了又用，用完又洗，直至完全不能用再废弃。

    对医院的这种艰苦状况，当年派往湘赣边巡视的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于1928年7月向中共湖南省委的报告中也曾提及：“军中生活……医药—买药困难，伤兵很苦……”毛泽东于1928年7月4日代表中共湘赣边特委和红四军军委《向中共湖南省委的报告》中也说：“伤兵增至五百，欲冲往湘南去，则军心瓦解，不去又不能，此亦最大困难问题之一。”

    毛泽东对红军医院的建设甚为关心，经常去看望伤病员和医护人员，问寒问暖，还把当地群众送给他的鸡蛋转送给伤病员吃。靠着这种官兵一致，同甘共苦的精神，红军医院不仅是医治疾病的场所，而且成为一个政治大课堂。至今，还流传着许多这方面的动人佳话。

    后方留守处的设置

    在建立红军医院的同时，工农革命军还在茅坪建立了一个后方留守处。留守处设在茅坪的象山庵。留守处主任是原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的副师长余贲民。

    何长工在《秋收起义和引兵井冈山》中说：“在古城会议上，决定要在茅坪设立一个后方，把卫生队放在那里，要安下家来。第二天我与曹嵘同志带100多伤兵来到茅坪，把他们安置在攀龙书院。这是我军第一个后方留守处。”罗荣桓在《秋收起义与我军初创时期》中说：“南进到宁冈古城后，毛泽东同志召集了古城会议……由于地方党组织的帮助，还建立了一个后方。”1971年4月19日宁冈县老革命干部座谈会认定：“茅坪的红军医院是部队一来茅坪就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