稍有基础，红军便当向规定范围内之其他各县游击，以发动更多地点群众起更大的政治影响。”

    会议对上述各项问题都形成了决议，并认为只有在“统治阶级冲突变化，或前委有更大的或者有益于革命的调动时，特委将斟酌革命利益变化此决议案”。

    当大会在举行期间，赣敌两团人形成剪刀式向红五军驻地古城进击。因不明敌情和我方力量薄弱，与会人员退往宁冈大陇。岂知到大陇后，敌人即进茅坪。于是又移至八面山下的井水背村，一面观察敌情，一面继续开会。

    边界特委第四次执委会的召开，对边界军民坚持井冈山的斗争具有重大的意义和作用。会议成立了新的领导机构，并且正确地估量了形势，决定了“集兵政策”，不仅适应当时局势，而且体现了前委和毛泽东“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的军事思想；会议还制订了游击政纲，划分了游击区域，提出了建立以永新为政治区域指挥中心的设想，为以后湘赣革命根据地的形成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六月受挫与安福之战

    边界特委第四次执委会正在召开时，赣敌以两个团的兵力，向宁冈进犯，一路进至宁冈新城，一路进及永新汗江。敌人的突然来到，红五军因不明敌情，退往宁冈大陇，敌军即追至茅坪，为避敌锋芒，红五军移至八面山下的井水背村，一面继续开会，一面欲探明敌情，再决定战斗与否。岂料，5月22日敌人开始沿山进攻。由于敌人行动快速，我军一因敌情不明，二因部队新编不利于战，于是特委决定红五军由八面山退往酃县视情而定，“或右出拿山至永新，或左出茶陵回小江”。然红五军退入酃县后，又闻报遂川、茶陵各有敌军前来堵截，遂不得不转战湘粤赣边境，离开了边界。

    红五军离开边界远去，边界原红军独立一团也随之而去。顿时，边界的革命力量大减，被敌人钻了空子，割据局面再次受到损失。

    敌人见红军已远去，即返身直穿九陇山，向我九陇山军事根据地取包围形势。湘敌门炳岳旅刘宗武团伙同茶陵县县长带领正规营一营兵力和保安队，从茶陵和尚庄出发，直穿九陇山到永新。我永新六区赤卫队和永新莲花赤卫队凭险抵抗，终因敌众我寡，撤出战斗。敌人见状，知我兵力空虚，将部队分成小分队到处大烧大杀。敌人把烧杀的重点范围定为三大块：一为小江区，二为东南区，三为西北区。结果，除西北区外，小江区、东南区的农民群众屋宇被烧得精光，财物被席卷一空。与此同时，莲花的红色区域也遭受损失。

    面对敌人的淫威，边界特委采取紧急应变措施和灵活战术，与敌人进行抗争：（1）集中赤卫队统一指挥打击分散了的敌军队伍；（2）尽可能地武装赤色区域群众，领导他们开展游击战争，骚扰敌人，令其吃睡难安；（3）在符合革命条件和不失掉群众的前提下，能灰色的尽量灰色，不能灰色的区域则加强武装和警戒，努力奋战，四面游击，打击敌人。

    由于措施得当，在边界6月无主力部队的时候，除永新和莲花受到较大损失外，其余几县损失较少。并且，在严酷的斗争现实中，贫苦农民表现出坚定的信念，“宁愿结草而居，誓与敌人奋斗到底，并迫切要求发枪给他们”。

    在此困难时期，虽然边界党采取的政策与策略是正确的，但终因无红军正规部队，难以恢复和发展割据局面。边界特委书记邓乾元在给中央的报告中以沉重的笔触写道：“以5月半间起至6月底止是边界革命之被破坏时期。”

    1929年6月底，红五军从湘粤赣边境游击归来，经南雄、大余等地回到宁冈，并接连收复遂川、宁冈两县城。红五军的回归与胜利，有力地推动了边界武装割据局面的恢复与发展。于是，特委和红五军军委召集联席会议，决定攻打安福。攻打安福不仅可以解决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