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文才的私自离队与复出

    1929年2月下旬，红四军与江西红二、四团在东固胜利会师时，毛泽东、朱德等获悉井冈山已失守，于是决定率部到闽赣边界开展游击活动。

    这时，谁也未料到；已调任红四军参谋长的袁文才与调任红四军前委秘书长的刘辉霄等，却在东固私自离队了。袁文才、刘辉霄等私自离队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在东固偶然看到了中共“六大”决议案中关于诛杀土匪首领问题的文件。他们不敢相信，却又十分害怕。

    于是他们“便商量好离开部队逃回家去。当时，袁文才、谢桂标、刘辉霄三人各带一支手枪，袁文才化装做小买卖生意的，肩挑一担烂箩，箩里放些辣椒、大蒜。箩是双层底，驳壳枪就放在箩底中间。谢桂标挑着两个布袋，布袋里装着花生和小秤一把，手枪夹在手腋下。我（刘天林—引者注）和刘辉霄作为买牛皮的，刘辉霄夹一把雨伞，名为收买牛皮的小商人，我带一付绳索，作为担牛皮。绕山路走了20余天后，到达了泰和，三天后到了永新南乡新源背，与周桂春（原红三十二团特务连连长）接了头，当时我们很高兴。此后，当即返回宁冈，住在柏路梨树山，时间是1929年4月（阳历五月份）。”

    袁文才等回到宁冈后，秘密地与王佐见了面。此时，边界已组建边界红军独立第一团，王佐为团长。王佐见袁文才回来，很是高兴，就想让袁文才来当团长。袁文才深知私自离队的错误，执意不肯，便托王佐找宁冈县委书记何长工“讨个保”再说。

    何长工闻知袁文才私自归来，即与宁冈县委几个常委商议。未料，土籍革命派的龙超清、谢希安等人深为不满。何长工只得向边界特委巡视员宛希先作了汇报。宛希先与袁文才交谊甚厚，又觉得袁文才的私自离队恐有“苦衷”，而目前正是用人之际，于是给了袁文才一个“党内警告”处分。考虑到红军独立一团已编入红五军，就把袁文才调回宁冈担任县赤卫大队大队长。刘辉霄、谢桂标仍回宁冈县委、政府做事。

    袁文才愉快地接受了处分。他任宁冈县赤卫大队大队长后，即与王佐率领的红军独立一团一起，积极奋战，先后收复了边界的部分失地。是年11月，他还在睦村打垮了宁冈反动靖卫团，击毙了宁冈县长陈宗经，赤卫大队因此也得到很快发展，接近一个营。

    可是，由于宁冈的土、客两籍矛盾历史上由来已久，且结怨甚深，袁文才作为客籍革命派首领，也就不可避免地重新卷入土客籍矛盾的漩涡之中。并且，这种矛盾发展到与永新县委及边界特委之间的摩擦与纷争，愈演愈烈。

    土、客籍矛盾的加剧

    湘赣边界的土客籍矛盾，在1927年10月秋收起义部队来到宁冈后，毛泽东就已察觉了。对此，毛泽东曾在《井冈山前委给中央的报告》中写道：“在边界还有一件特别的事，就是土客籍的界线。本地人的土籍与数百年前殖民来此的广东、福建籍，两者之间发生很大的界限，历史上仇怨非常之深，简直成了很激烈的‘民族’斗争。我们的割据区域内，宁冈、遂川、酃县、茶陵，都有土客籍问题，而以宁冈的问题为最严重。这种界限，在道理上不应引到被剥削的工农阶级，尤不应引到共产党内。然在事实上，因多年历史的遗留，土籍、客籍间的界限依然还有很大痕迹。”

    对于这个矛盾，毛泽东等在边界时，曾经做过大量的工作，使得土客两籍间逐渐趋于相合。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下山时，袁文才、刘辉霄的调离，就是毛泽东力除土客籍矛盾的杰作。可是，毛泽东和红四军主力下山后，这种矛盾又悄然而起了。当时，引起袁文才深深卷入这个矛盾之中，并直接发展到与永新县委、湘赣边特之间的对抗，主要源出自宛希先的被害事件。

    其间，永新县委负责人刘真娶了永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