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于始皇，则为优矣。至于骄奢暴虐，可以相亚，并功有余而德不足。

    《武帝赞》曰：汉承百王之弊，高祖拨乱反正，文景务在养人，至于稽古礼文之事，犹多阙焉。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遂畴咨海内，举其俊茂，与之立功。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禅，礼百神，绍周后，号令文章，焕焉可述。后嗣得遵洪业，而有三代之风。如武帝之雄材大略，不改文景之恭俭，以齐斯人，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

    (推此而言之，彼汉武秦皇，皆立功之君，非守成之主也。)

    昔周成以孺子继统，而有管、蔡四国之变；汉昭幼年即位，亦有燕、盖、上官逆乱之谋。成王不疑周公，汉昭委任霍光，二主孰为先后？

    魏文帝曰：周成王体圣考之休气，禀贤妣之胎诲，周、召为保傅，吕望为太师。口能言则行人称辞，足能履则相者导仪。目厌威容之美，耳饱德义之声，所谓沈渍玄流，而沐浴清风矣。犹有咎悔，聆二叔之谤，使周公东迁，皇天赫怒，显明厥咎，然后乃寤。不亮周公之圣德，而信《金滕》之教言，岂不暗哉？夫汉昭父非武王，母非邑姜，养惟盖主，相则桀、光。保无仁孝之质，佐无隆平之治，所谓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然而德与性成，行与礼并，在年二七，早知夙达，发燕书之诈，亮霍光之诚。岂将启《金滕》，信国史，而后乃寤哉？使成、昭钧年而立，易世而化，贸臣而治，换乐而歌，则汉不独少，周不独多也。

    (大将军霍光及上官桀秉政，桀害光宠，欲诛之，乃诈为帝兄燕旦上书，称光行上林称跸等事。帝不信。)

    或曰：汉宣帝政事明察，其光武之俦欤？

    虞南曰：汉宣帝起自闾阎，知人疾苦，是以留心听政，擢用贤良，原其循名责实，峻法严令，盖流出于申、韩也。古语云：图王不成，弊犹足霸；图霸不成，弊将如何？光武仁义，图王之君也；宣帝刑名，图霸之主也。今以相辈，恐非其俦。

    (议曰：元帝之为太子，尝谏宣帝，以为持法太严。帝作色曰：我汉家以霸王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化，用害政乎？虽以此言之，知其度量不远，然宽猛之制有自来矣。昔高祖入秦，约法三章，秦人大悦。此言缓刑之美也。郭嘉说曹公云：汉末政失于宽。绍以宽济，故不摄；公纠之以猛，而上下知制。此言严刑之当也。故《传》曰：政宽则人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人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书》曰：刑罚世轻世重。《周礼》曰：刑新国用轻典，刑乱国用重典，刑平国用中典。

    由此观之，但问时代何如耳！严刑恶足小哉！)

    或曰：汉元帝才艺温雅，其守文之良主乎？

    虞南曰：夫人君之才，在乎文德武功而已。文则经天纬地，词令典策；武则禁暴戢兵，安人和众。此南面之宏图也。至于鼓瑟吹箫，和声度曲，斯乃伶官之职，岂天子之所务乎？

    (议曰：元帝多才艺，善鼓瑟琴，虽如此，非善之善也。何则？徐干《中论》曰：夫详小事而略大道，察近物而暗远数，自古及今，未有如此而不乱也，未有如此而不亡也。所谓详小事、察近物者，谓耳聪于丝竹歌谣之和，目明于雕琢彩色之章，口给于辩惠切对之词，心通于短言之文，手习于射御书数之巧也。所谓远数、大道者，谓仁足以覆焘群生，惠足以抚养百姓，明足以照见四方，智足以统理万物，权足以应变无端，义足以阜生财用，威足以禁遏奸非，武足以平定祸乱，详于听受而审于官人，达于废兴之原，通于安危之分。如此，则君道毕矣。

    昔鲁庄多伎艺，诗人刺之；鲁昭美容仪，有出奔之祸。由是言之，使人主视如离娄、听如师旷、射如夷羿、书如史籀，可谓善于有司之职，何益于理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