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于常人的行为，本容易为俗世所反对。有独特见识的计谋，必为人民所低毁。愚笨的人，仍不明已完成的事情；聪明的人，却能预见未来的事情。行事的开始，不可与人民共谋，而只可与他们共享事业成功的快乐。能谈论至德要道的人，不与世俗合流；能建立伟大功业的人，不与众人共谋。因此圣人只要可以使国家强盛，就不必效法旧制度；只要可以便利人民，就不必遵循古礼教。孝公说：很好！甘龙说：不对！圣人是不改变民俗来教化的，聪明的人是不改变旧法来治国的。能依照民俗来教化的，不费力就能成功；能依照旧法来统治的，官吏习惯而人民安适。卫鞅说：甘龙所说的，是世俗之言。常人苟安于旧世俗，学者拘泥于旧见闻。以这两种人来做官和守法都还可以，但却不可以用以议论旧法以外的新事物了。三代不同礼教，而各治天下，五霸不同法律，而各成霸业。聪明的人能制作新法，愚笨的人却受制于旧法。聪明的人能变更礼教，不聪明的人就要被礼教拘束。杜挚说：新法利益不及旧法百倍就不变法，新器功用不及旧器十倍就不换器。卫鞅说：治世不是只用一种方法，利国不必效法古制度，所以商渴、周武不遵循古制度而能统治天下，夏桀、商纣不革新礼教而亡国。反对古制度不一定应该受非议，遵循古礼教也不值得多夸奖。孝公说：鞅说得很好！于是决定了变法。]

    由此可见，象商鞅这些人，都明白要想建功立业，富国强兵，必须顺应时代，跟上时代。否则只能被时代淘汰。[孟子说：既使有肥沃的土地，也不如按季节种庄稼；既使有智慧，也不如赶上好时代。范蠡说：节令不到，就不能强迫禾苗生长；事情不经过研究，不能强求成功。《论语》说：

    圣人平时就把一切都准备好，只等待时机的到来。]

    怎么知道这样做才是正确的呢？桓范说：三皇（神农、女娲、伏羲）

    时代的特征是以道治理天下，五帝（黄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是用德化育天下，三王（大禹、后稷、文王）用仁义教导人民，春秋五霸却用权术和智谋制服别的国家。[不用制度法令和刑罚就能统治的是三皇；有制度法令而没有刑罚的是五帝；赏善诛恶，分封诸候协助天子管理国事，定期到朝廷讨论国家大事，是三王；发动战争，订立盟约，用信义来使天下人服从指挥，取代天子称霸天下的就是五霸。文子说：三皇最可贵的是在于天然地有道德；三王崇尚的是仁义；而霸者却不得不用理论、法则进行统治。大道淡薄后，统治者只好动用智谋；缺乏德行后，就只好加强法制；情况不明的统治者就只能动用间谍侦探了。建立统治一个国家，所采取的政治策略差别就是如此之大。]

    五帝以前的事已太久远，经传上也没有记载，唯有王道和霸道

    盛传于今，只好用它们的利弊得失作为我们讨论古往今来治国的经验教训了。[秦汉两朝的帝王所推行的是霸道，所以不能把他们的仁德放在主要的地位上来讨论。]

    王道的统治，是先铲除祸害人民的社会恶势力，让人民丰衣足食。

    [《论语》说：五亩大小的宅第，种上桑树，养上蚕，一个女子养蚕，就可以供五十人穿衣了。数口之家耕种百亩之田，就不会挨饿了。饲养六畜，老人也可以吃到肉了。上层的官吏不贪求，下层的民众不奢侈，苛捐杂税少，徭役也不繁重，当官的只不过是拿薪水罢了，不要去与老百姓争夺利益。这样一来，各行各业收入均衡，贫富也就不会差距太大了。

    经济状况得到保证后，就应该进行文明礼貌。伦理道德的教育了。

    [因此英明的国王经常反省自己是否坚持了正确的政治路线，谨慎地巩固统治地位。宫室舆服不超过规定，三宫六院主内，三公主外。按井田制统筹农事，让诸候来协助管理民众，丰收时不骄奢，欠收时也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