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险。在这危急关头，贾拓夫不顾个人安危，立刻机智地跑到省委机关技术科通知马上离开，把文件搬出来，寄在荷芳掌握的一个地方，他自己带了一包重要材料转移。由于他这一段在外边跑得多，省委秘书处、军委、市委、团委的关系都不知道，他只知道袁岳栋与军委接头的地点。于是第二天冒险在该地蹲守，见到了军委负责的窦文德，立即通知袁、杜被捕的事情，并通过窦文德找到团委，当天晚上见到团委书记刘宗沛，贾拓夫让刘一方面通知中央，一方面通知各地。

    当时决定由贾拓夫、窦文德、刘宗沛处理一切事务。他们设法通知省军委负责人汪锋和其他同志转移；叫在杨虎城部队的阎揆要等几位同志注意隐蔽，并派人到三原给中心县委书记赵伯平送去一个纸条，上用暗语写道：“掌柜的打官司去了，请你到舅舅家要些钱过日子”。贾拓夫还在白露湾召集了部分党团活动分子会议。

    关于这一突然事变，贾拓夫在1933年11月13日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还有这样的叙述：“关于西市（西安市）工作，我们决定一切站不住足的同志完全派到各地方去，一方避免敌人的破坏，一方加强各地工作领导。西市抓住新创造的工人支部与近郊农支及士兵支部开展工作，反对叛徒的斗争。三原、边区（指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我们通知杨声（指刘映盛，时任中共陕西省委委员）就近负责，代表省委解决一切工作问题（杨声那时负责二十六军四团政委工作）。西路派马X同志去通知特委及两个军队关系，并建立新的关系。蓝田派XX去，除通知组织上警备外，并立刻利用二十六（军）丢下的枪支发动游击战争。咸阳打发来人回去。这时澄县、蒲城都来人，澄县县委四人完全来了，我们讨论了澄县工作以后，即留下两人，一个负责党的工作（即张兴发——即张新发），一个负责团的工作，因他俩都不为岳栋认得，其余两个回去工作，并决定派市委书记XX去澄县作韩澄特派员（因在西安站不住）。蒲城决定派陈XX与惠XX与来人回去工作（他们都在西安站不住）。渭华我们已与县委书记讨论了。我们离开陕西时还在渭华留了一天，解决了些问题，并决定子丹（即刘志丹）、子文（即黄子文）、世泰（即王世泰）等的工作（二十六军失败后，他们四五人在渭华藏着），派子丹、世泰到四团去，子文到韩城梁占魁部去工作，把梁组织在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二路旗帜之下。我找见高麻子（即高岗），与他讨论了骑兵团工作后派他到那里去工作，这是以前省委就决定的。经过这次破坏后，省委只丢我与杨声两人了。杨声在二十六（军）四团离不开，而且也不能回西安来。我在西安更无法立足，所以在党团活动分子会上才决定派我来中央，要求中央解决省委组织问题。关于省委问题，当时决定暂由张心发（即张新发）负责，建立与各地关系，并决定他不多跑，一切关系由另一同志充任干事，比较重要问题由他与组织干事、市委负责人三人解决，形成一个工作委员会，并建立了一个最机密地方以备我们回来接头及与中央通讯。”

    在做了一系列部署后，贾拓夫于8月15日出发北上找中共北方局报告。此前，他通过省委工作人员陈子敬转告刚从甘肃回来的孙作宾，利用与孙蔚如（时任三十八军军长）的关系，掩护好自己，先搞个临时组织。并将省委仅有的一架油印机和一些档案文件转交给孙作宾妥为保管。根据贾拓夫的安排，9月份，孙与尚未暴露的地下党员余海丰、崔廷儒、胡振家、昝玉祥等取得联系。10月初他们决定成立临时陕西省委，由余海丰任书记，孙作宾任组织，崔廷儒任秘书长，胡振家任军委，昝玉祥任宣传，刘雪琴为秘书，住机关。并决定以“收拾残局，联络同志，恢复组织，积蓄力量，支援苏区，配合红军，盼望中央”为方针，继续坚持斗争。

    先后担任过省委书记、红二十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