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体会到国民党决不会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而他自己不仅饱尝艰辛，而且几次死里逃生。现在要转而与国民党搞统一战线，感情上自然难得通过。但是，通过自身革命实践，他已经懂得，一个革命者，一个共产党员，应以党的事业和人民的最高利益为重，懂得马克思主义者从来都是坚定的爱国主义者，没有民族的利益，也就没有了党的利益，懂得感情必须服从理智的道理。他认为阶级感情固然是珍贵的，但若感情落入狭隘的山谷，就很难看清广阔的天地，是会坏了大局的，对一个领导者来说，这一点尤其重要。因此，他以冷静、清醒的头脑去看待时局，深刻地理解中央的决策。

    1937年5月2日至14日，贾拓夫参加了在延安召开的中共全国代表会议（苏区党代表大会），同毛泽东、张闻天、博古、朱德、刘少奇、张国焘、凯丰、林彪、杨尚昆、聂荣臻、萧克、郭洪涛、傅钟、彭真、马明方、蔡畅、刘长胜等一起选入大会主席团。这次会议使他对时局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对党中央提出的“动员、领导千百万群众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来”的路线、方针有了深刻的理解。他心里十分清楚，这一精神，就是陕西省委工作的中心指导思想，贯彻这一精神，就是陕西党组织工作的根本任务。

    于是，当他风尘仆仆地从延安赶回省委所在地云阳镇后，就立即组织召开省的党代表会。5月22日至27日，他主持召开了陕西省党代表大会，请周恩来、任弼时、彭德怀、杨尚昆等领导同志出席大会，并作指示。他在会上重点传达了中央的精神，指出：“目前，为了实现党中央提出的奋斗目标，我们必须采取与过去完全不同的工作路线、方针和方法。从阶级反阶级的政策，转变到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从与国民党对立，转变到与国民党合作，同时，保持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并取得领导权。”他还反复向大家说明：外敌入侵，国家民族危亡之际，中华民族和人民大众的最迫切要求是打败侵略者，不做亡国奴。此时，我们与日本军国主义之间的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方面，而与国内剥削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则下降为非主要方面。党如不能顺应形势的变化而改变自己的策略，则会脱离人民群众，从而损害党的事业。与国民党合作抗日，并不是要放弃党的根本革命目标，这就是坚持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的地位，并争取领导权的意义之所在。

    从1937年6月份开始，贾拓夫以“关锋”的名义，在陕西党的刊物《西北》周刊上连续发表《关于目前陕西党的任务与工作》（五月节工作总结）、《关于目前组织抗日统一战线的一些问题》等一系列文章，具体阐述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问题。由于以贾拓夫为首的陕西省委坚决、认真地贯彻党中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深入动员党员和革命群众，使得陕西党组织在统一认识的基础上，卓有成效地推动了这一地区抗日斗争，壮大了革命力量。

    在组织大发展的过程中，也出现了组织不够严密、组织纪律松懈、异己分子及奸细混入、骨干分子公开活动多、政治面目过红（暴露）等方面的问题，省委及时提出了“发展中巩固，巩固中发展”、“巩固与发展并重”的方针，并从1938年中转入巩固阶段。在国民党提出“防共、限共、溶共”的反动方针后，基本上停止发展，而集中力量进一步巩固党的组织。

    由于陕西省委抗日救亡运动声势浩大，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恐慌。国民党省党部于1938年2月命令取消民先队、青救会、新文学促进会等13个救亡团体，5月又限期解散，6月1日搜查并逮捕了蔺克义等救亡团体负责人，形势开始恶化。贾拓夫于6月2日报告中央，说明省委大部分领导人拟从西安撤回云阳镇机关，西安只留下一个代表团，除西安外其他各地工作集中到云阳解决。同时要求中央给省委配备一部电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