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省委与中央的电讯联系均经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经中央同意后，贾拓夫等人即返回省委机关，中央也配发了电台，从此省委即可直接与中央保持联系。

    就在陕西省委领导人撤回云阳不久，中共陕西商洛工委书记王伯栋和八路军高级参议宣侠父相继被敌人暗杀。1938年8月，省委在云阳召开会议，贾拓夫在报告中特别强调发展党的同时，要巩固党，为巩固组织，必须强调秘密工作与反奸斗争，这是他主持陕西省委工作以来一直强调过的。这次会议还进而决定实行工作范围的转变：从先进的狭小的范围转向广泛的包括落后层的范围；从城市、上层转向农村，转向下层；从政治活动方式转向群众化的方式。这些转变为后来进一步加强隐蔽斗争打下了基础，为1940年转入“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做了准备。

    在发展、巩固组织的同时，省委下大力量向社会各界广泛宣传党的抗日民主的各项主张。为便于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经中央同意，在西安争取陕西省委名义公开。当时，蒋介石不承认省委，只承认中共中央，承认“八路军办事处”。周恩来亲自作斗争和工作，说服蒋介石承认了省委。1937年4—5月间，省委决定由徐炳如作省委的公开代表，省委机关不设在西安，而设在西安附近的云阳镇，和叶剑英等领导的八路军办事处在一起，以八路军办事处教育部的名义工作。徐炳如担任省委周刊《西北》的发刊人，与国民党省党部书记长、西北行营长官联络、周旋。有了这样合法的身份，宣传群众就方便多了。当时，其他省委领导的身份均不公开。

    省委刊物《西北》的发行，在宣传党的主张、方针、政策，动员民众的抗日斗争，发动群众方面，起了很大作用。贾拓夫以省委负责人“关锋”为笔名，在此刊物上发表过许多文章。此外，省委还组织发行过由谢华主编的群众性周刊《救亡》，贾拓夫以“红光”等名义，也在上面发表过不少文章。同时还办过不少报纸，虽然时间不长，但影响却是很大的。人们从中了解到抗日的形势，了解了共产党的主张，增强了民族意识，相信并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支持、参加全民族的抗战。

    为了最大限度地动员各界群众参加抗日，省委组织并领导了一系列的群众抗日团体，如各界（包括上层）人士参加的“西北救国联合会”、“学生救国联合会”、“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和党的外围组织“民族解放先锋队”等等。这些组织既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体现，也是党领导群众推动抗战的重要力量。特别是1938年年底前，这些组织的活动声势浩大，影响深远。以西安为中心的大片国统区，在共产党党中央和陕西省委领导下，成为西北地区抗日斗争的重要地区。

    1937年，爆发了“七七事变”。“卢沟晓月”的宁静被日本帝国主义的枪炮打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当“不愿作奴隶的人们”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决心“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的时候，长达8年的民族抗日战争终于全面爆发了。这时，陕西省委的工作更加紧张和活跃起来。

    为了更加广泛深入地动员三秦父老积极投身民族解放的抗日战争，贾拓夫领导陕西省委和西安市委组织爱国进步师生组成了许多支“农村工作团”和“回乡工作团”，到广大农村城镇进行抗日斗争的宣传。工作团内部设立党团（类似现在的党组）或临时支部，有力地领导着工作团的活动。工作团与当地地下党配合，协助建立农村地区的抗日团体，如“民先队”、“西青救”等，吸收党团员，建立党团组织。这不仅大大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也保护了党组织的安全。

    这种声壮势众的抗日活动，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恐慌和震怒。他们立即发布禁令：凡学生下乡活动者，开除学籍；凡学校参与活动者，关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