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企图扼杀人民群众的抗日运动，从而扼杀共产党的组织和活动。针对这一情况，省委在西安徐炳如家里开会，决定针锋相对地同国民党斗争，坚决反对当局的禁令，同时要对付反动派的镇压行动。经过周密部署，借10月19日纪念鲁迅先生逝世周年的时机，省委组织了西安全市师生纪念大会。大会由学生组织出面，以纪念鲁迅先生为名，特意让一个反动青年组织的头目担任司仪，由进步青年担任主席，所以，开始并未引起当局的警觉。大会有好几万人参加。会上，社会知名人士，包括邓颖超、江隆基等都讲了话。贾拓夫第一次以陕西省委负责人的名义公开露面，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待国民党当局觉出味道不对，派军警赶来镇压时，他早已由保卫人员护送离开了会场。会间，大量散发了省委的宣言，号召群众抵制当局禁令，宣传“抗日无罪，爱国有功”，立即得到响应，与会群众群情激昂，要求请愿。于是，按照事先安排，在知名人士的参加下，群众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游行队伍高喊抗日口号，要求取消禁令，浩浩荡荡地开到了伪政府教育厅（禁令是伪教育厅下达的）。吓得伪厅长周伯敏躲进了省政府，游行队伍又开往省政府，包围了省府主席和教育厅长，又是质问，又是抗议，逼得当局不得不当众答应了群众的要求。这次斗争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各界民众抗日斗争的势情，也极大地提高了共产党的威信，打击了国民党当局的反动气焰。借东风，乘势头，省委又立即组织了一百多个工作团，下乡开展各种抗日救亡活动，搞得轰轰烈烈。在1937年年底的国统区，在蒋介石嫡系顾祝同部进驻陕西，国民党“国庆”双十节刚过不多天，能有如此之态势，真是别有一番天地。党组织趁此机会大力进行了恢复、组建和发展，有力地推动了整个关中、陕南地区的抗日救亡群众斗争。

    在组织群众参加抗日斗争的同时，省委还注意将眼前的斗争与长远的斗争任务有机地结合起来，为革命事业培养干部。当时，由于陕西省委积极贯彻党中央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卓有成效地恢复党的组织和开展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新发展的党员急剧增加。各级组织和群众团体中许多新干部大量涌现，党员干部急需培训。省委即时专办了党员干部训练班，省委负责人都亲自授课。贾拓夫主讲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欧阳钦讲党的组织、纲领，汪锋讲游击战，赵伯平讲民运。省委驻云阳时期，党员干部训练班先后举办了10期，每期30—50人，每期1个月左右，大部分县和县以上干部都接受过培训。培训期间，为了保密，学员均用化名，且不得暴露籍贯、身份。这一重要措施，对于提高党员干部的政治思想水平，提高工作能力，推动抗日救亡运动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当时还涌现出大批积极分子，特别是大批青年知识分子。他们渴望学习革命理论。为适应这种革命需要，贾拓夫、欧阳钦向前来云阳的中共中央青年部长、西北青年救国会主任冯文彬商请协助省委训练革命青年。在冯文彬的允诺和支持下，1937年10月11日创建了战时青年训练班（即青训班）。经过两期训练，影响不断扩大，学员大为增加，训练班也移到安吴堡，后又称安吴青训班。毛主席听取汇报，肯定了这种形式和内容。从此青训班改为由中央领导，学员除陕西省委继续通过各渠道介绍外，还吸收了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以至海外华侨。截止到1940年4月青训班结束，先后共训练了1.2万人，培养输送了大批革命的种子，由此也可以体现陕西省委和贾拓夫的预见和创举。包括大批青年知识分子干部，如苏一平、董学如、曹冠群、陈芳、陈茵等，都参加过青训班。许多进步青年、学生参加青训班后，由省委帮助送到延安，也有不少人直接到西安和一些地方参加抗日和革命工作。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我们党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