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自主的。一方面，积极推动国民党参加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民族抗战，同时，对其反共、反人民，制造摩擦，封锁、围剿根据地的反动行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包括武装反抗国民党的封锁与围剿。陕西省委虽然不直接领导军队和武装斗争，但为了配合军事活动，也做了大量工作。王震将军带领359旅突围南下，一些部队进入边区或开赴国统区，省委和地下党组织都做了许多掩护、策应和配合工作。

    1939年，党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调贾拓夫回延安担任委员兼秘书。西工委不仅领导西北五省少数民族工作，同时还领导五省的白区工作。1941年5月中共中央西北局成立后，西工委的工作即并入西北局，贾拓夫担任候补委员兼民运部（后改为统战部）部长。以后西北局由高岗、林伯渠、贺龙、陈正人、贾拓夫组成常委，贾拓夫还担任秘书长兼统战部长，仍旧负责西北地下党的领导工作。因此，他虽离开了陕西省委，但还在参与领导陕西地下党的工作，直到1943年，贾拓夫担任西北财经办事处领导工作后为止。

    这一时期，无论是中央召集陕西省委领导汇报工作，还是政治局或书记处研究陕西工作，贾拓夫都参加并发表意见，有些重要的指示和文件，是由他亲自起草后报中央审批并以中央的名义下发的。1940年8月，中央书记处作出《中央关于陕西工作的决定》，强调“估计到陕西形势的特点，陕西党必须严格执行党的隐蔽精干政策，加强党与社会及群众的广泛联系，以达到长期埋伏与积蓄力量的目的。”这次会议和会议决定，贾拓夫是参与其事的。

    这里要讲述一件颇有意味的事情：1938年10月武汉失守，日本帝国主义对国民党当局的政策也由军事打击为主改变为政治诱降为主，国民党当局也做了相应改变，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普遍吸收三青团员，与共产党争夺青年。对乡、保行政人员和学校教职人员，强迫参加“政教人员训练班”轮训，进行反共宣传。省委当时就确定：有条件的党员可参加三青团，行政、教育界党员也可参加“政教训练班”，以使自己的面貌“灰”一点，活动方便些。国民党还大量强迫吸收国民党员，既可推行“全国皆党”的政治措施，又可孤立和暴露共产党员。这使得许多共产党员处境艰难，同意参加吧，违背自己的政治信仰，党的纪律也不允许；拒绝参加吧或等待报告组织批准后再表态，又有暴露党员身份和失掉职业的危险。就在这些党员和地方组织进退两难之际，贾拓夫和省委其他同志商议后，果断作出决定：在未接中央指示前，共产党员被迫参加国民党时，或为取得职业地位，或为便于在国民党对民众运动包办的情况下开展公开合法斗争，只要不暴露共产党员的身份，都可以在党组织同意后参加国民党，或在参加后报告组织。同时规定了共产党员参加国民党后应遵守的纪律和应注意的事项。贾拓夫随后将此做法报告中央。这项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大胆决策，是陕西省委与国民党当局针锋相对的斗争中的一步好棋，不但有利于党员身份的隐蔽，便于进行抗日及革命活动，而且有利于地下党员长期埋伏，党组织力量长期积累。严酷的地下斗争实践证明了这一决策的正确性和所具有的普遍意义。1940年5月毛泽东主席为中央写给东南局并加发各地的指示内就明确指出：“在党员被国民党强迫入党时，则加入之。”成为党在国统区普遍适用的工作方针。

    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制定一整套“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政策后，贾拓夫即预感到国民党将来发动全面内战可能难免，所以在他离开省委前的一次讲话中，一再强调地下党员要很好地隐蔽，准备力量，他还借用《水浒》中的语言说：将来必要时好“开城门，放吊桥”。这个精神与以后党中央提出的“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