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量，以待时机”十六字方针是完全相符的。

    这样一项今天看来几乎是顺理成章的决定，在当时决策却并不简单，需要很大的胆识。我们无意探究这一方针是由谁人发明并最早实行的，但却可以肯定，贾拓夫和陕西省委在大力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积极执行党的抗日救亡路线、方针的同时，有保护党的组织的深刻意识，有长远斗争思想的自觉性，也表现出独立工作的很高的斗争艺术。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不知道这些决策与后来有人说陕西党是“红旗党”，执行了王明路线的说法是否有联系？也不知道这些创造性大胆工作的历史功绩是否会在后来的党内斗争中成为对他有负面作用的因素。

    1941年9月，陈云主持座谈会，贾拓夫（时任西北局统战部长）、欧阳钦（时任西北局副秘书长）、张邦英（时任西北局组织部副部长）等人一起听取了汇报，共同研究在国民党反共活动严重的形势下，怎样使党的骨干分子能够保存下来，使国民党特务破坏秘密党组织、妄图将其“一网打尽”的阴谋不能得逞；怎样实现党中央“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16字方针。经过多次讨论研究，陈云为中央写了决议草案。

    1941年12月28日，毛主席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中央对陕西工作的决定。会后，责成贾拓夫负责将会议内容整理成文件。这个文件报中央后，经毛主席修改定稿，又根据毛主席的提议，将该文件用西北局名义下发，即《西北局对陕西工作的决定》。这个决定对陕西党贯彻16字方针，巩固党的组织，保存骨干力量，坚持长期斗争，避免再次遭受敌人的大规模破坏，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文化大革命”中，有人以当时高岗任西北局书记为由，把这个“决定”诬蔑为“高岗黑西北局的黑指示”，完全加以否定，真是荒谬之极！

    这里，我们加一个小插曲：陕西省委到云阳后不久，贾拓夫积劳成疾，患了肺病，咳嗽得很厉害，人也变得枯黄清瘦。他曾借工作之机，以商人身份到西安找医生看病。这位医生要他注意营养和休息，还挖苦说：“贾老板，做生意赚钱不要搭上命，身外之物，再多何益？”还预言他最多还能活一年。贾拓夫一语双关地说：“我的家事大，这生意就是拼了命，也得做下去呀！赚的东西对我是身外之物，对大家可是实实在在的，那么多人要吃饭，要穿衣，有什么办法？”贾拓夫并没有被病魔吓倒，反而更加努力地工作。同志们见他总是尽心竭力地拼命干，既心疼，又倍受鼓舞。当时，机关里条件差，没有小灶，他和大家一样吃，一样喝，只是给自己多加了一条：大量吃蒜，多吃“洋柿子”（番茄），居然挺了过来。一年后，他又去看那个医生，不料这位医生自己却因患肺结核而先行去世了。贾拓夫后来风趣地说：“大蒜消炎，鲜柿子就是维生素，再加上工作疗法，比那位医生高明得多。你们看，我好了，他倒先去了。”

    历史事实雄辩地证明，在严酷的环境下，陕西省委为贯彻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推动和领导陕西国统区人民抗日斗争的开展，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贾拓夫作为省委书记，一直参与领导陕西党的工作，是有成绩的。这时他还不到30岁，虽然在极端复杂的地下斗争条件下，工作中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这些斗争和成绩毕竟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最初几年，整个斗争的一个侧面，是整体中有机的组成部分。而且，由于陕西地处陕北根据地的近边，是“西安事变”发生和促成统一战线的有重要影响的地方，也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大本营与全国各地、各界人士联系的一个重要通道，又是国民党制造摩擦、封锁围剿、打击抗日力量的重点区域。所以，这个侧面，这个组成部分，又有其特殊的意义。以贾拓夫等同志为首的陕西省委和集体领导，团结一致，带领陕西广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