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组织、党员和革命群众，对整个抗日斗争所做出的贡献是不能磨灭的。

    然而，对陕西省委的工作，那位一贯以极“左”面目出现，善于在内部制造矛盾、挑起斗争并借以整人的康生，在延安整风时，竟然把陕西党诬蔑为“假党”，诬蔑为执行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红旗党”。

    当时在中共中央西北局工作的贾拓夫、欧阳钦、汪锋、赵伯平等人，以雄辩的事实，坚决顶住了对陕西党组织的诬蔑，维护了党的组织，保护了一大批同志，使康生等人的图谋未能得逞。应当说，这是贾拓夫等人在另一条战线上，对党的事业、党的组织和党的干部所做的又一个贡献。

    但是，事情并没有随整风结束而彻底过去。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康生再次祭起整人的“法宝”，重翻以前的旧账，给毛泽东主席“对事也要对人”的方略提供“炮弹”。因为1959年，贾拓夫担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时，对大跃进、高指标和国民经济比例失调，不能综合平衡等问题，提出了意见，被认为是站在了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一边，也被列入受批判的行列。毛泽东主席在会上列举彭、张等人“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的历史时，曾提到“那个时期，陕西党也不听我的，听王明的。”显然是在点贾拓夫，也是既要对事，又要对人，既说现在，也要说历史的。

    对于陕西党组织的这一段历史，过去从未当作一个正式问题而认真进行过调查，也未作出过正式结论，应当说根本就是不存在的一个题目。但是，如何正确开展党内斗争，如何客观地对待人和事，使之更加有利于党和人民的事业，至今仍是经常遇到的问题。

    1936年底恢复的陕西省委，是党中央批准和任命的，由党中央直接领导。周恩来、叶剑英领导的“中共联络处”（后改为“八路军办事处”）以及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林伯渠等领导人都亲自指导过工作，省委在驻地云阳镇有单独的电台，向中央直接汇报和取得指示。而王明是中共中央长江局负责人，并不领导陕西省委，在这方面，组织关系是十分清楚的。贾拓夫和省委其他领导人从未与王明共过事，也未受其领导过。至于王明曾路过西安，在八路军办事处讲过话，和贾拓夫有过接触，这都是正常的现象，怎么能作为陕西省委执行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依据呢？

    1937年的一段时间里，省委公开组织的活动多一些，主要是为了利用统一战线，发动更多的群众参加抗日，扩大共产党的影响。但是，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始终是有所区别和互相结合的。组织、宣传群众，也是坚持独立自主，与反动派始终有斗争，并非“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当时，陕西党组织是有力量的，在工农群众中，青年知识分子中，上层人物中，甚至在敌军内部，都有党的组织和活动分子在工作，这是促成统一战线的基础。党组织要组织大的行动，一般都能顺利地进行。这正说明了陕西党组织执行中央路线、方针的实际成绩。后来，国民党当局明令取缔陕西十多个抗日群众团体的活动，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它们受共产党的影响和领导，当局无法控制。这些事实，说明陕西党组织不仅不是受王明路线的影响，而恰恰证明其坚持了共产党独立自主、坚持斗争的路线和方针。否则，为什么陕西党组织始终不能被扑灭，始终有力量与敌人斗争，直至胜利呢？

    有人把参加“设计委员会”作为陕西省委执行王明路线的重要表现，对此有必要作具体分析。据当时在陕西省委工作过的一些老同志，包括赵伯平、徐炳如、汪锋等人回忆：为了限制共产党的活动，国民党要取消以进步人士杨明轩为首的“西北救国会”，而改组扩大为“设计委员会”，把共产党领导的一些群众组织也纳入进去，企图完全加以控制。对于是否参加设计委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