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段时光，以及在延安清凉山上那几孔窑洞周围的环境和气氛。有的老人凝目感叹说：“从那以后，再就很少有那时的和谐舒畅喽！那时，我们都年轻，也单纯，环境和空气也是清新和单纯的，我们就知道做什么工作都是为革命，就知道大家都是同志、战友，可以互相信赖、依靠。那时候苦是苦点，忙是忙点，可是其他负担少，并不觉得累，真是一段好时光啊！”

    当谈到为什么会有这种感受时，他们往往异口同声：“这和拓夫同志的领导和作风分不开！”于是，他们陷入了深深的沉思，有些老人还抑制不住冲动的感情，眼含热泪地说道：“拓夫是个好同志，是个好领导，说来他的年纪比我们大不了几岁，可是显得沉稳、老练、坦诚、平和，十分亲近，跟他相处没有顾虑。”“跟他一起工作，你不能不努力，倒不是他厉害，怕他，他从不训人，从没有官架子，而是他太耐心，太刻苦，克己。你搞得不好，他不是反复交待，就是亲自做给你看，或者干脆他自己去加夜班，替你干一段。他本来就有病，事情又多，谁好意思再给他加负担？”“他不像个领导，更像和善的兄长，对我像弟兄一样。自己顾不上家，还总体贴关心别人，大家都愿意跟他一起工作。”“拓夫是个才子，头脑清楚，有理论，有思想，又能说会写。西工委的报告、材料、文件，大都是他亲自起草。由于工作性质，许多涉及白区的工作都由他亲自处理，直接与中央联系。我们都感觉得到，他是很受中央领导同志器重的。而他从不盛气凌人，保持谦虚朴素，从不要求特殊照顾，是一个非常平民化的干部。”“我们说这些话，当然不无有感而发的成分，不过，拓夫同志的确是一位难得的好干部，不然，我们共事时间不长，以后的接触又不算多，怎么会留下这样深刻的印象呢？”李维汉在回忆文章中也写道：“拓夫同志对待下级的平等精神和民主作风是更令人钦敬的。拓夫同志作风上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平易近人。他对干部没有一点架子，没有一点官气。我们从来没有看见拓夫同志对干部发过脾气，从来没有听到拓夫同志说出训人的话。遇到干部犯有这样那样错误时，总是耐心进行教育，提出自己的意见，让对方考虑，从不强加于人。所以，当一九六七年听到拓夫同志惨遭‘四人帮’迫害致死的不幸消息时，许多同志情不自禁地掉下眼泪。他的这些优良作风，使我们怀念不止。”

    在这里，我们还可以举个生动的例子。当时，延安实行供给制，每人每月只有二块半边币的津贴。西工委出版5本书，曾经得到过一笔稿费。拓夫根据各人工作量的大小，把全部稿费分给大家，叫大家改善一下生活。想到因有病未参加编写的朱侠夫不能分到一份，他就把自己应得的稿费留出，全部给了朱侠夫。虽然这算不上什么大事，但却反映出当时同志间的关系和气氛。就是这类的小事，推动了那个良好环境的生成。

    那时，西工委和调查研究局里知识分子干部较多，他们不光有严肃紧张的工作，也有活泼愉快的业余生活。他们的窑洞上空不时回旋着陕北民歌和苏联民歌的旋律，还有柴树藩的京剧须生、李涉的胡琴……，他们把自种自收的西红柿当水果，用甜菜熬糖，拌着炒黑豆煮在一起当咖啡，晚上照样举办个Party自娱自乐。贾拓夫也曾有过“吃小米会餐，穿草鞋跳舞”的诗句。1942年，陈煦和李屺阳结婚，研究局专门举行了联欢，贾拓夫作证婚人，他说：“你俩的名字是阳光和煦，婚姻美满，并肩向共产主义的方向迈进。”

    贾拓夫对同志友善真诚，对母亲和弟妹也充满亲情。他把母亲从老家接到延安，让弟妹在延安中学学习并参加了革命工作。勤劳的母亲能与爱子一家一起生活，看着他们为劳苦大众工作，自是心满意足，但她还是过不惯没有劳作的生活，又不愿拖累儿子，不久又回到了神木。1941年冬，因患不治之症被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