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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上要求各地苦战3年，使大部分面貌基本改观，在5—8年内实现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20年要完成的目标（这个纲要刚刚通过不久，正在掀起讨论和贯彻的高潮）；用5—10年使各省、自治区地方工业产值超过农业产值（实现国家工业化）。一场规模空前的大跃进号角正式吹响了。

    如今年纪在50岁以上的人，都还能清楚地记得，那是一个怎样轰轰烈烈的年代！又出现过怎样的狂热和扭曲。全国上下，东西南北，各行各业，在毛泽东主席提出的、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带领下，在社会上进行了反右派斗争和党内批判反冒进的鞭策下，跃进、大跃进、特大跃进的热潮，一浪高过一浪。农村合作化不久，更高一层生产关系的变革——人民公社化运动又迅即铺天盖地涌向全国。一大二公、政社合一、工农兵学商——中国似乎已经找到了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具体形式。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鼓动起的热浪，把大部分领导和群众的头脑也燎得热涨起来。人们似乎认为，只要鼓劲再鼓劲，赶上英国已不在话下，一穷二白的帽子一下子就会被扔到太平洋里去。就是理想中的那种生产力极大提高，物资极大丰富，消灭了三大差别（指工农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能够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也会在这一代人手上实现。“五年内实现共产主义”，甚至“三年实现共产主义”的标语口号，在工厂、农村、机关、学校、街道处处可见。一些老共产党人也极度兴奋地以为，他们能够活着见到共产主义的到来……。

    在这种热涨的空气下，什么经济基础，什么科学分析，什么客观规律，都统统不在话下。“没有办不到，只有想不到”，“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提出了；小麦亩产两千斤、7千斤、13万斤，一直到水稻亩产30万斤、番薯亩产100万斤的“卫星”很快放出来了；一个山梨20多斤，一根大葱3斤6两，一粒蚕豆7两多，一头母猪共下了200多只猪仔，一只鸡两个钟头就下8个大鸡蛋……“奇迹”一批批地涌现。人们已经在担心：粮食这么多，吃不了怎么办？

    问题不在于群众的狂热，人们要求迅速改变落后的愿望是真诚的，他们为之而拼命苦干是出自内心的，问题在于指导他们的方针和政策。在大跃进时期，党的经济工作指导思想出了错误，违背了客观规律，搞起主观主义的高指标，随之又刮起了一股瞎指挥风、浮夸风和“共产”风。

    本来，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确已创造了奇迹般的伟业。1957年，在经过调整后，各部门的比例关系已比较协调，成为建国以来经济建设效果最好的年份之一，实现了钢产量535万吨，粮食产量达3700亿斤以上。这充分证明中国有可能比其他国家，包括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得更快一些，也应该发展得更快一些，同时也为今后更快一些地发展打下了基础。问题在于，新中国的航船，毕竟是行驶在小生产的汪洋大海中，在一穷二白的落后农业经济条件下，什么叫更快？快的基础是什么？怎样发展才能更快？快的规律是什么？快到什么程度才是可能、可靠和稳妥的？很可惜，这些问题没有被最高决策人所重视。

    在农业生产大跃进的刺激下，毛泽东主席又站到第一线，把工业生产大跃进推向新高潮。原来，国家经委向国务院的建议中把1958年钢产量指标定为624万吨，生铁定为732万吨，钢材定为482万吨，分别比1957年增长19.2%、24.9%和13.1%。即使按当时的标准，这也已经是大跃进了。但毛泽东为各地各行业群众的冲天干劲和对党、对领袖的狂热拥护所感动，想到农业可以创造奇迹，为什么工业不能大搞群众运动，也创造出奇迹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