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8月，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人们都认为大好形势来了。毛主席问当时的冶金部负责人：“形势要发展，钢能搞多少？翻一番怎么样？”回答：“行，可以考虑。”毛主席考虑到推动工业的大跃进，考虑到钢铁是一个国家工业水平的标志，原来的计划不行，在会议上把钢铁生产作为全党第一位的大事提到大家面前。他说：“……钢由1957年的530万吨翻一番，达到1100万吨，有完不成的危险，中心问题是搞铁。现在都打了电话，发动了，可是还要抓紧些，要回电话，要保证。”

    北戴河会议上正式决定，1958年钢产量要比1957年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并且召开各省书记会议，下达任务，公开宣布。就当时实有的开采、冶炼、运输等基础能力而言，这个指标实际上是达不到的。但是，毛泽东下了那么大决心，又进行了发动，要求各省、自治区党委把注意力和重心从农业转到工业方面来，全党动手，大办钢铁。在那种气氛下，不同的声音是很难说出的。况且，谁也没有经验，奇迹或许会发生？反“反冒进”给人的印象如此深刻，谁又愿意去当右派呢？

    北戴河会议后，“钢铁元帅”正式升帐。全国一下子动员起几千万人，日夜苦战，大搞小（小高炉）、土（土法炼钢炼铁）、群（群众大炼钢铁）。恐怕在世界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全民大炼钢铁运动”，就此轰轰烈烈地掀起了，大跃进运动也进入了最高峰。

    这个时期的贾拓夫却始终保持了冷静的头脑。他没有人云亦云，没有随波逐流，没有简单地盲目相信或反对。他需要实际地调查，需要清醒地思考，需要搞清楚并回答什么行？为什么行？什么不行？又为什么不行？这一年多，他仍在紧张的工作中做了许多调查，想了很多问题。从1958年3月到1959年8月庐山会议的500多天时间里，他只有16天因病住院休息了两次，300多天忙于计委的日常工作，先后主持和参加了120多次计委的党组会、汇报会、中央财经小组会，协助李富春组织召开了两次全国的计划工作会议。此外，用了180多天外出考察和调查研究，以及参加中央在北戴河、北京、上海、庐山的会议和两次赴兰州参加西北协作区委员会的会议。先后到过陕西、山西、甘肃、青海、湖北、河北、天津、上海等地，行程不下万里。

    随着工农业跃进声势日高，计划工作面临的矛盾和暴露出的问题也越多。他到各地看到的实际情况越多，心中的疑虑也渐浓。他是认真的。他感到群众的热情真是可贵，人的积极因素一旦调动起来，将产生多么大的物质力量！应当看到并保护这种积极性。他在甘肃洮南看到群众大干水利，挑灯夜战，引水上山的冲天干劲，深受感动，还即兴赋诗赞颂。但他又不能对一些反常现象漠然无视。

    看到西安郊区深翻土地创高产，把地挖了一丈多深，他怀疑将生土翻到地面，是否能长庄稼？认为这是劳民伤财。

    看到有的地方把十几亩稻子移植在一亩“试验田”上，用通风机通风，用探照灯照明，说是创高产放“卫星”。他讲，这种搞法肯定不行，近乎于胡闹。

    看到有的地方土法炼钢，炼出的东西似铁非铁、似钢非钢，根本不能用。他说：“真是恨铁不成钢啊！”

    看到有的地方乱开小矿，无法管理，他感到这样破坏国家资源，得不偿失，需要节制。

    看到士法炼焦，投入的煤炭多，炼出的焦炭少，而且质量低，用它炼铁温度上不去，耗费又大。他认为这是一种浪费。

    看到有的矿区工人反映没有肥皂洗澡，人们“下得了坑，上不了炕”。他认为应当重视，说：“这样下去，工人的干劲难以维持，生产最终还是上不去。”

    看到《人民日报》刊登口号：“人有多大胆，地有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