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他心里很不舒服，说：“作为党中央的机关报，怎么能这样搞宣传？革命的浪漫主义是可以的，但总不能太脱离实际，更不能以此指导行动。否则，不是助长下边浮夸更浮夸吗？”

    ……

    接触到的具体问题越多，他的心情越矛盾，越沉重。看到大跃进激发出群众的高度热情和冲天干劲，真有排山倒海之势，是极其可贵的一种社会推动力。他不能不由衷地承认，这是历史上任何时刻、任何制度下都不曾有过的。它的确能创造出奇迹，第一个五年中不是已创造出许多了吗？当前这种气势、场面，不也是前无古人的吗？但是，社会主义的经济是怎么个搞法？社会主义有计划按比例的原则，在计划工作的实践中怎样去体现？并没有因此就解决了。群众的积极性是起来了，但是，以群众运动的方式来搞经济建设，是不是仍有个正确引导的问题呢？当然，南宁会议上毛主席对“反冒进”嘻笑怒骂式的批判犹在耳际，自己也被列在“右派”或“离右派只有五十步”的行列里，不能不警觉，不能不自省。况且，都没有搞过社会主义大经济，更没有搞过群众运动式的大跃进，短时间里很难作出正确的判断和结论。但是，实际生活中冒出来的新情况，新问题，又都实实在在，都应当解决，否则，会出现一种什么局面呢？

    这一个时期，贾拓夫十分注意思考，力图去解决思想认识和实际问题之间的关系。他没有简单地、公开地谈论具体问题，没有就事论事地谈业务技术，而是想通过努力，正确地解答这些问题，使自己对客观形势和党的路线方针有一个更加正确的认识，同时也能对经济计划工作有一个适当的指导，从而避免实际存在的问题逐渐扩大。实际上，早在1958年初的南宁会议结束不久，也就是毛主席批评反冒进，指出有些人“离右派只有50米远了”后不久，贾拓夫就开始考虑关于“多快好省”的问题。有一天他刚上班就直接到秘书赵家梁的办公室，说：“你考虑考虑，帮我写篇关于多快好省的文章，准备在报上发表。这个问题我想过，有些观点，你看是否站得住。”他讲道：1953年他参与起草的计委一个关于基本建设的发言稿时，提到“又好、又快、又省”。当时刚从河南省委书记岗位调来计委不久的张玺加了个“又安全”。1955年，毛主席提出要快、要好、要多，李富春补充了个“要省”。1956年《人民日报》元旦社论中才正式提出“多、快、好、省”这个顺序。他指出：“杭州会议、南宁会议上，许多同志一再提出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很好，多快好省本来是一个整体，一定要全面，不要拦腰砍，不能只讲多快，不讲好省，多快应建立在好省的基础上，没有好省的多快是虚假的。四个字究竟是快还是好为中心，可能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单位，不同的时间，不同的事情，有不同的侧重。但是这几年的实践经验来看，恐怕应该以好为中心，不要以快为中心。当然，只讲好省，不讲多快，也是不对的。好省不能代替多快，没有一定的数量，也没有一定的质量。”赵家梁诚恳地说：“我看你的观点站得住，但是现在这个时候，这个文章不好写，写了也不好发表，弄不好要出大问题，会给人们以跟毛主席唱对台戏的印象。”贾拓夫说：“不急，考虑考虑，稍有空暇，再细细斟酌如何写。”

    1958年3月，成都会议上提出，后又在5月八大二次会议上正式通过“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贾拓夫是赞成的，他说：这反映了广大人民要求改变落后面貌的迫切愿望。但是他也担心即将面临的经济形势会出现片面强调多快，而忽视好省的局面，这对工作、对建设事业是非常有害的。强烈的责任感和党性，驱使他不怕冒政治上的风险，想大声疾呼一番。他再次建议起草一篇文章来全面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