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快好省之间的辩证关系，赵家梁还是劝阻他不写为好，然而贾拓夫并未放弃自己的想法。从他在成都会议后计委党组整风务虚会上的几次发言中，可以清楚地感觉到他当时的思想状况。

    他谈到：“成都会议提出的问题是建设路线问题，这点过去是盲目的，不自觉的。集中起来，一是速度问题，二是群众问题。速度问题不光是经济问题，还是政治问题。要快，就有群众问题，这一点过去是不明确的。”

    “我思想上对农业问题注意了。农业上不去，对工业，尤其对轻工业有影响，对市场安排、财政、外汇等都有影响，它们之间有着重要的关系。但对农业速度能上去多快，不曾全面摸清。我是从第一个五年的实际情况来估算第二个五年的农业，总觉得第二个五年头两年不易上去很多，整个速度快不了，没有认识到农业能来个大跃进，还是估计不足。”

    “中央与地方。我过去的想法是重工业大部分中央搞，轻工业大部分地方搞。对下放企业也是先放小的，后放大的，走着看。而对中央与地方分工是高速度发展不可分割的一条，本质上认识不清。主要是觉得重工业技术高，资金多，难搞，需要适当集中力量，有点神秘化。”

    “大中小的问题。我认为重工业还是搞大一点好，小的怕不行，技术、质量、成本都会有问题。轻工业多数搞中小的，但也不是从速度方面，而是从原料供应、产品销售方面接触的。最近期间，我才感觉到中小是个路线问题，速度问题。”

    “建设与生活。劳动工资，我在中财委管过一段，觉得问题并不简单，我怀疑搞得多了有问题。劳动工资总觉得要搞上去容易，要搞下来困难。建设幅度大，生产增长快，人多了，生活问题也多。”

    “我感到人口问题是个大问题，影响到方方面面。要控制人口，对节育有兴趣，也只是看到问题的一面。”

    “对生产潜力估计不足，过去主要是考虑设备技术方面，但对人的因素方面估计很不够。”

    “基本建设。1956年战线较长，搞得很紧张。后来从财政、物资、外汇诸方面的平衡，市场商品与购买力的平衡算了一下，觉得有问题，需要休整（调整）。1957年削了一下，虽然必要，也是像有的同志讲的，‘削得血淋淋的’。我当时对个别同志说过：是有些‘倒行逆施’。从那时我就扭转了思想，认为稳当一点，四平八稳，能避免血肉模糊、倒行逆施，只是站在有进无退的基础上。这一点看得多了，对形势估计不足。”

    “1957年计划编制时，我的中心思想就是想法搞平衡。各部提出的指标，我没那个魄力，和各部关系也搞得紧张。”

    “我作风上有事务主义，思想方法上有经验主义。天天忙，忙些枝枝节节，忙着多呀少呀的问题，没有考虑思想、理论问题，更没有考虑政治路线问题。觉得地方和各部提出的指标，都有它的局限性，计委机关就是搞综合平衡的，平衡了才真的知道是多或是少，所以也心安理得地天天忙于多呀少呀的平衡上面。”

    “十大关系，每个关系处理都关系到速度问题。过去我对于这些关系里面的积极因素看得不够，消极因素看得多了，脑子里装了一些矛盾，有一些考虑，但是枝节的、零碎的。……现在看到抓了政治，抓了群众路线，就是提纲挈领，把枝枝节节都解决了。我看我的本质问题是对速度的看法，根子是对群众力量估计不足，思想方法上有片面性。”

    看得出来，贾拓夫是在尽量地按照总路线精神，用自我批评的方法来提高自己的认识。但是，他摆脱不了对那些实际矛盾引起的思考。比如，在同样的整风务虚会上，他还谈到：

    “保证重点本身并不错，不保证，没有纲也不行。但是太过分，太突出了也会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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