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目的，他才同意在国家计委干部大会上做调整指标后的学习心得报告的。不了解1958年大跃进和1959年继续跃进的实际情况，也许你会觉得这些讲话并没有什么。但是如果客观地想想，四五十年前，我国在长期落后、支离破碎的农业经济基础上，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才仅仅搞了8年，对于工业化和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还没有什么成熟经验；想想当时从党中央的领导层到下面的干部、群众中，存在着怎样一种狂热和盲目；想想当时党内外对共产党，特别对毛主席是怎样一种拥护，甚至是迷信，而将不顺应潮流的观点提出来，会冒什么样的风险，就会感觉到贾拓夫这些观点的分量了。其实，这两个讲话，再加上他4月、5月两次在党组会议上的讲话，正是他实践中经过学习思考提炼出的结晶，是他对经济工作、计划工作思想的集中反映。现在看来，仍然是闪光的，因此而批判他则是不公正的，是错误的。

    现在回到上一章开始时的那个问题：贾拓夫是不是一个失败者？历史已经做出了回答。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拨乱反正、六中全会的《建国以来党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0年对贾拓夫的平反昭雪等回答了这个问题，即使在1959年的当时，事实也回答了这个问题。那一年，虽然在反右倾和继续跃进的运动中过去了，钢产量勉强完成了1340万吨，其他指标完成得也大体像当时国家计委和贾拓夫他们预计的情况相差不多。历史和事实终究是公正的！

    既然提到历史和事实，有必要再说几句。大跃进，特别是在热昏的空气下刮起的浮夸风、“共产”风、瞎指挥风，的确给中国当时的经济发展，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但是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回过头看，如果不是大跃进证明了社会主义不是空想，而是科学，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未必能逐渐冷静地认识到，社会主义发展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经济建设有其自有的规律，而它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在这样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度里，在小生产的汪洋大海中，单凭美好的愿望和狂热的干劲是不能一蹴而就地建成社会主义的。大跃进使中国重新和进一步认识国情，认识规律，认识科学。如果没有它和以后的“文化大革命”，中国共产党后来终于认识到自己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提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找到立国强国之路，怕也是不容易的。

    庐山会议以悲剧结束，其主导的方面是错误的。然而，会议前一阶段所酝酿的问题，所研究要纠正的偏差、失误，所提出的以调整为中心的任务，还是深入了相当多领导人的头脑，也为以后调整工作奠定了一定基础。以农业为基础，按照农、轻、重的顺序安排国民经济发展的方针，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国民经济必须综合平衡（会议期间曾搞过一个20条）等，在一定意义上，也始于庐山会议的前期。也可以说，对大跃进中出现错误的纠正工作，实际上是从庐山会议以后不久就开始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领导人在实际工作中做了大量的调整工作。经过3年，经济形势即基本恢复。

    贾拓夫和其他许多同志曾经一再坚持的思想、观点和意见，并没有因他们被批判而遭抛弃。这些正确的东西，在当时，在以后很长的时间里，都还是起作用和有意义的。所以，就历史和事实来说，贾拓夫被证明不是失败者，而且，他们勇于正视问题，敢于坚持真理，勇于实事求是，敢于仗义执言，不虑个人得失，不计荣辱进退，这种凛然浩气、铮铮铁骨、高风亮节，更是久放光芒。就这一点来说，贾拓夫更是一个成功者！

    1959年，中央批准调整计划后，各方面工作才开始在理顺，党中央于7月份在庐山举行了会议。

    会议的原旨是分析认识形势，纠正实际工作中的偏差，克服“左”的倾向，总结大跃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