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人民的事情，这一点我心里还是踏实的。我从不、也从没有反对过党。批判我的所谓几大罪状，集中到一点就是说我从1958年大跃进到1959年庐山会议，极其顽固地反对高速度、高指标，坚持低速度。其实我并不是这样。我的所言所行，没有根本性错误，所以也不追悔莫及。我还是觉得，作为一个负责干部，无论如何也不能对党中央、毛主席讲假话。因此受冤屈，我相信有一天会说清楚的。”

    他就是带着这种心情来到了抚顺发电厂，他把这当作一个新的生活阶段。本来，组织上为了照顾他，允许他带秘书、公务员，甚至炊事员同去，但他婉言谢绝了。他认为自己是去基层工作，又不是去休养，更不是去当老爷，怎么能那样前呼后拥的呢？后来考虑到实际情况，组织上半命令式地让他带上公务员小李下去，他答应了。一到厂里，他就把小李安排到仪表班当工人，让他学习技术，参加生产，只是利用业余时间帮助他照料一下生活。他是不愿意因为自己而影响年轻人的前途啊。小李虽感为难，但还是按老首长的意思做了。小伙子很感激，除认真照顾贾拓夫的生活外，他非常刻苦地学习、劳动，很快便掌握了生产技术，后来担任了仪表班长、厂工会副主席，成为一名出色的工人干部。一老一少在异地他乡相伴甚笃，小李还作了贾拓夫的义子，一时传为佳话。这位忠厚可爱的小伙子，在“文化大革命”中又受株连，遭到迫害，下放三线。他贫病交加，不幸患上癌症，在1980年参加了贾拓夫的追悼会，见到义父平反昭雪后，不久便告别了人世。至今两家人仍像亲戚一样，来往甚密。

    既然贾拓夫没带有“赎罪”的感觉，也没有因受到错误处理而抱怨不已、消极懈怠，而是以一种革命者四海为家，到哪里都要工作、奋斗的姿态下去的，当然也就不把电厂当作“桃花源”，自己不作陶渊明了。相反，他怀着一如既往的赤诚，保持着共产党人的朝气、勇气和锐气，继续迈着他坚实有力的步伐。

    到抚顺电厂工作不久，他在给家里的信中写了一首诗，充分表达了当时的心情：

    共产党人的气节和豪情溢于言表，掷地有声。

    当时，抚顺发电厂正处在连续3年跃进，又逢3年严重自然灾害的时刻。电厂长期超负荷运转，设备严重失修，全厂19台锅炉中半数带病运转，到处“跑冒滴漏”；电器设备绝缘老化，事故频频发生，工人们说这是“杀鸡取卵”。这个厂是有40余年历史的老厂，本来有成熟的管理经验和系统的规章制度，但在大跃进中大多被破坏，正常秩序被打乱，无章可循，制度不灵，全靠行政命令来指挥群众。“三天革个命”、“一天革个命”，整日苦战，天天突击，企业管理陷入“松、散、乱”。场区内粉尘没胫，积灰盈尺，像是今天干了明天就不干了一样。工人们经3年苦战，又遇严重荒年，吃不饱肚子，体质普遍下降，疲惫不堪，大约40%的人不同程度地得了浮肿病……但当时还处在持续跃进的浪潮之中，反右倾运动余波未尽，一般人噤若寒蝉，绝对不敢讲真话。

    贾拓夫到厂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党委和各级领导同志，详细询问电厂3年的跃进情况和了解职工生活中的困难。他还挨家挨户访问干部、职工，到他们家里实地察访；召开了各种类型的座谈会，听取干部、工人、技术人员的意见和要求；深入生产第一线，与工人一起劳动，促膝谈心。他对电厂的政治、生产、行政、财务等部门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调查研究，掌握了全面的第一手材料。在此基础上，他开始对电厂工作展开了全面整顿。对于一个戴着“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帽子的人来说，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呀！

    他首先直言不讳地提出：“现在不是要提倡继续大跃进，而是应当休整；不是还要动员工人群众苦干，而是应当让他们坐下来总结前一段工作。”他大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