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如果不把此话当作宿命论的哲理来看待，而用它形容人生道路，至少还是反映了一些客观状况。一个人尽管可以行得端，走得正，向来问心无愧，也难免在复杂的环境中失足受挫。更何况总有那么一些人，为了某种需要，耍阴谋、搞诡计，常常从背后射出暗箭，使人猝不及防。康生，就是中国共产党内一贯搞鬼整人的老手。贾拓夫则是前伤未愈，又遭中伤。

    那是1962年10月，贾拓夫的“右倾机会主义”问题已在七千人大会上一风吹掉，周恩来总理已要他准备接受新的工作，他也被获准以中共中央委员的资格，参加在北京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就在这时，康生突然制造出一个“小说反党案”，硬是把小说《刘志丹》说成是“为高岗翻案”，是制造和宣扬“陕北救了中央”的反党观点，是一部“反党小说”。还制造出一条毛主席语录：“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是一大发明”，同时罗织出一个“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反党集团”，硬说这部小说是这个“反党集团”炮制的，目的是为“实现篡权野心制造舆论”，云云。

    其实，这个“案子”完全是无中生有的捏造，是康生别有用心的阴谋。

    刘志丹是陕北早期革命斗争的领导人，为创建陕北革命根据地和开展武装斗争作出了卓越贡献。1936年，遵照党中央的抗日部署，率红军东渡黄河，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不幸壮烈牺牲于山西战场。毛泽东亲自题词称他是“人民英雄”。刘志丹是陕北乃至全国人民景仰的革命领袖。为永久地纪念他，党中央、毛主席批准将他的家乡命名为志丹县。1956年，工人日报社向刘志丹的弟媳（地质部副部长刘景范的夫人）李建彤约稿，写一部刘志丹的传记小说。李建彤怀着极大的热情，走遍陕北根据地的山山水水，访问了几百名老党员、老干部、老红军、老赤卫队员，经过几年的准备，写下了这部反映刘志丹光辉一生和陕北人民英勇斗争历程的小说初稿。1962年，正当李建彤进一步征求意见，做第六次修改的时候，有人向康生告状。康生如获至宝，下令将未修改的第五稿和已废弃的第三稿印成书稿，分发批判。就这样，一部正在修改、尚未出版的小说《刘志丹》，便成了一桩“反党事件”的“罪证”。

    康生为什么要这样干？拿他自己公开说过的话，叫作“打这本书，就是为打西北山头”。所以，给小说戴上“反党”的帽子，制造出一个“反党集团”，进而株连到几乎所有接受过采访的老同志。借一本未出世的书而整治一大批干部，就是不足为怪的了。后来，把“习贾刘集团”又发展为“西北反党集团”，再升级为“彭（德怀）高（岗）习（仲勋）反党集团”，也可以说是不足为怪了。

    虽然，阴谋诡计尽可以得逞于一时，但终究是不能长久的。“文化大革命”后，这一小说“反党”的大冤案，终获彻底平反，这一事件也作为康生等人的罪行记入了史册。但是，贾拓夫在当时却又一次遭受了无端的沉重打击。

    事实上，贾拓夫与小说并无关系。他作为陕北革命斗争早期的领导人之一，曾与刘志丹有过接触，有过工作关系。李建彤为了解陕北斗争的历史情况和刘志丹本人的各种情况，曾于1957、1958年采访过贾拓夫两次。这部小说被定为“反党小说”，拿到八届十中全会之前，他既没有看过，也没有听说过其内容，但他却被打成炮制这部小说的“反党集团”成员，而被取消了参加中央全会的资格，以接受中央进一步的专案审查。

    问题的严重性还不仅于此。毛泽东主席在1962年10月的这次中央全会上，进一步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要求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于是，所谓的“反党小说”也就自然地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一定要首先造成舆论”的阶级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