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相联系了。这种压力，当然对任何党内的同志都是极其可怕和难以承受的。

    正当贾拓夫满怀着热情，企盼为党去做新的工作的时候，小说问题犹如一盆污浊的冰水当头泼下。他委曲，他激愤，他无可奈何。他在反复申辩自己与小说并无关系，没有任何反党活动，更无任何反党思想之外，别无其他选择。既不能回到火热的基层工作中，继续他称为“初小”的学业，也不可能接受什么新的工作安排。他只能压抑愤懑，尽量做到平心静气，以坦荡的胸怀去接受组织的又一次审查。除此而外，他又能做什么呢？

    曹操诗曰：“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那是古人，是志向不清、意志不坚之士之所为。而共产党人，坚定的共产党人，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他们有高尚的思想境界、志向和情操。不管他们个人的处境如何，他们都不会把自己与为之奋斗的事业割裂开来。在伟大的为人民、为民族、为国家振兴的事业必将前进、并且正在继续前进的时候，他们总是把错误和挫折看作是前进中的曲折，把个人的逆境、冤屈看作是一个局部。这种曲折，这种局部，终究不会影响总的趋势和全局，终究不会倒转历史车轮。而他们自己是与这个总趋势和全局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他们不会仅站在个人的人生角度去看待这些，而经常是站在历史的高度去看待这一切。因而，他们可以在敌人的铁牢里认真学习外语，可以在酷刑下坚持斗争，可以刑场上举行婚礼，可以在雪山草地上笑谈世界，可以在逆境中赋诗作画，可以在挫折中乐观人生……这里究竟包含了些什么呢？我们很难用精炼的语言去概括。但是，正是这些精神推动着这一前无古人的事业，曲曲折折地前进到今天，也必定会曲曲折折地继续前进到更加壮美的明天。我们不能用文字准确生动地说明贾拓夫此时的心境，但我们还是可以从他身上看到许多，想到许多。

    贾拓夫再次受挫后，从1962年底开始来到中央党校研究班学习。这可能是对“犯错误的高级干部”一种通常的过渡性安排。而贾拓夫则把它当作了一次极难得的学习机会。尽管他一贯注意学习理论，但从参加革命以来，他毕竟没有过这样一种集中的学习机会，从来都是利用业余时间，结合当时的形势，有选择地学一点东西而已。尽管人们说他有理论水平，也善于与实际结合，但他毕竟还没有条件系统地学习过马列主义的经典理论书籍，没有条件系统地学习毛泽东的著作。尽管他已到了“知天命”的年龄，但他并不觉得日暮途短，而认为自己正值壮年，以后要做的事情还会很多。尽管他屡遭冤枉，已被贬黜，今后会安排个什么工作尚不可知，但他总怀着奋斗不已的志向，认为不管做什么，多学一些，学深一些，终究会大有用途，至少可以做个真正的明白人。所以，他十分珍视这个机会，充分利用这个机会，认真地投入到学习当中。

    贾拓夫在党校的学习非常刻苦。本来，没有别的事情可做，也没有什么硬性任务和进度逼迫着他，他满可以从容学来。但他却还是像过去对待工作那样对待读书，像过去挤工作间隙看书那样，抓紧时间攻读。他认真地学了几乎所有重要的马列经典著作，通读了《毛泽东选集》1—4卷，又精读了一遍。他边读、边思考、边作心得笔记，读到精神专注时，甚至忘却了时间，竟然常常要别人提醒他去吃饭。每天早、中、晚三个单元，他都在学习，很少和其他同学一起打牌、娱乐。有时饭后散步，还和一道的学友交流、讨论，因为他脑子里很少有其他问题，装的都是书里的东西，简直有些如醉如痴。长时间这样读书，对于他这样的人，身体都有些吃不消了。由于过于疲劳，患了眼疾，以至医生不得不命令他停止看书一段时间，好恢复和保养一下眼睛。同班的老同志都说他：“拓夫，时间还多，何必搞得如此紧张？学了东西，丢了身体，也划不来嘛！”校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