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落实，比原来大有进步。

    但是现在的落实指标，能不能有把握地说它是很可靠的呢？是否估计得太低了，是否太高了？这个问题还存在，有待于继续研究。

    我们原来的计划订得偏高或过高，我们有责任很好地从中总结经验教训，以保证从一九六零年起，把计划工作逐步搞好。

    因为每次的计划是经过我们提上去的，是中央决定问题的根据。而我们的工作是有毛病的，我们综合平衡工作没有做好。

    当然，也不能由于现在发生了问题而被吓住，也不能恨天怨地。总的来说，这一段也是难免的。去年全党办工业，全党抓计划，又抓工业，又抓农业，事情很多。而经济工作是比较复杂的，难免不发生问题。正如毛主席所讲的，聪明人碰了钉子就会转过来。事前诸葛亮是圣人，事后诸葛亮至少是贤人。因此，我们最大的胜利是所知道的这些失败。如果全党同志能够从中学到东西，失败就会变成胜利。我们是综合机关，我们有责任也有可能敏感地认识到这些教训。

    为什么我们的计划搞得过高？

    1．首先从思想方法来说，基本上是主观同客观的矛盾。过去讲“主观能动性”，但是主观能动性不应超过客观可能性。武昌会议上，主席讲，可能性有两种，一种是现实的，一种是虚假的。只有主观能动性充分反映了客观现实性，主观同客观才会一致。绝不能从主观上想象：下个命令，要必然性听我们的话，必须首先了解它，认识它，然后才能控制它，利用它。由此可见，主观所以能动，正是由于它正确地认识了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正确地反映了客观可能。当这种可能在客观上不存在的时候，那我们的主观就“能动”不了。如果勉强的动，就成了盲动，盲动就造成了被动。被动就是被客观必然性把我们钳制住了，陷入必然性的王国，这样就没有自由。

    我们讲思想解放，基本的一条是由必然的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主席讲，自由和必然的关系，值得我们做计划工作的同志很好的学习。钢的指标由二千万吨落到一千三百万吨就证明了这一点，主观设想的太大，没有很好地进行综合平衡，没有把它当作一个客观必然性来进行分析研究。对这一点，我们应当有勇气负起这个责任，认识到底是什么问题，然后回答问题。回答出问题，就是我们计划工作的胜利。

    计划的调整是不可避免的，是必要的。正如主席上次所讲的，跃进的形势要求我们做计划工作的同志要多谋善断，要留有余地，不打无准备之战，波浪式的前进；同时还提出善于观察形势，要当机立断。这些问题都是对我们搞经济工作的，也是对搞计划工作的同志讲的。事实上也是个批评。

    过去我们的水平低，觉悟还不高。从北戴河会议起，主席一面鼓励我们的干劲，另方面同我们的主观片面性作斗争，曾经对我们写的一篇文章提出了批评，认为我们对问题缺少研究，要求我们很好地研究工业。但是，事情过去就过去了，没有了解这个问题的意义。武昌会议时要我们读两本书；计划要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上；要调整比例关系；革命热情、干劲要和冷静的科学分析结合起来。但是，我们觉悟得还不够。上海会议也讲工作方法问题，提出有了总路线没有正确的工作方法，总路线是搞不好的。北京会议时又讲了形而上学和辩证法问题，要求大家对问题钻进去，充分揭露矛盾，分析矛盾，然后解决矛盾。我们应当根据主席的指示，要从思想方法上很好的分析和认识现在的紧张情况的根源，如何改善，这样对于我们的工作很有帮助。

    2．在我们的工作方法上，最大的缺点是在计划工作上没有贯彻群众路线。这一点，在第一个五年做得不好，一九五八年从现象上来看是贯彻了群众路线，从实际上来看，没有贯彻。从计委来说，每次计划的调整变动，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