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贯彻总路线，就必须很好地分析人的方面、物质技术方面的因素，然后得出一个判断。只有把主观能动性同客观可能性结合起来，统一起来，而不是对立起来，这样才会体现总路线的要求。偏废了哪一方面，都会带来损失。

    5．怎样使一九六〇年计划的编制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上？

    主席所讲，可能性有两种，一种是现实的，一种是虚假的。为了把计划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上，必须很好地区别这两种可能性，其界限就是看：是马列主义的呢还是主观主义的呢？虚假的可能性是主观主义的而不是马列主义的。

    可能性，应该是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作综合地研究。生产关系，是政治因素，要考虑到，如果没有干劲，没有积极性，其他就谈不到。在个体农民的条件下，生产积极性就不高，现在高了，因为再不是为地主劳动了。要看到下层基础同上层建筑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这是在学习政治经济学当中所知道的。政治与经济要结合，人与物要结合。人与物结合，物与物、人与人也要结合。我们谈比例关系时，大多是谈物与物的关系，这一个东西搞上去，必须把其他东西相应地搞上去，否则是不可能的。机器光考虑一种不行，还要配件配套；有了设备，还要有厂房；把机器装到房子里，还要考虑有燃料动力；盖房子还要讲究盖在什么地方（厂址选择）；一个企业成了套，开动机器，还要考虑人的问题、技术问题。应当承认现在我们的技术水平比起资本主义大国还是很低的。我们要往上赶。过去我们在某些方面犯了毛病，偏重于下层建筑，偏重于物质技术，算死账，注意了物的方面，忽视了政治的作用。但是，反过来如果只注意了上层建筑、政治因素，而不注意或忽略了物的方面，同样要犯主观主义错误。这两种倾向都会在经济上造成不利的后果。由于帝国主义还在周围包围着我们，要求我们的建设赶得快一点，如果客观可能做到的，我们不去做，就犯保守主义的错误。如果超越了客观可能，也是错误的。主席讲，凡是经过主观努力，能够争取到的，必然争取；另一方面，搞得过火了，也会产生不利的后果。如基本建设战线拉得这么长，就要下马，一九五六年时，规模还不像现在这样大。一九五六年的主要错误是反冒进，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但是，另一方面一九五六年的基本建设和市场的安排，大体上没有多大毛病。总的看来，调整是必要的。那时，主席讲，我们的钱只有这么多，材料只有这么多，只有按照可能来办事。如果没有这样一个调整，一九五七年就不能积蓄力量，一九五八年跃进就困难。那时讲：“上马容易，下马难。”上马时，大家兴高采烈；下马，设备、房子停下来了，暂时变成了无效劳动，是不利的。而一九五九年比一九五六年还大，现在的基本建设规模比武昌会议时退下来了，但仍是一个很大的规模，由于层层加码。按照计划调整的情况来看，第二个五年如果能够把现在的建设规模充分利用上，就意味着一九六二年三千万吨钢的水平。现在是个困难，到将来，不利的条件会转化为有利的条件。一配起套、一盖起房子，又可以上去了。总理讲，我们的基本建设可分四步：1．下马；2．稍息；3．慢步；4．保证一部分，必须快步。

    要注意后果。有些后果我们还没有预计到。要很好地分析。现在一是上马，一是下马，毛病不在于下马，在于上马。一九五六年可能有一部分不该下，但是相当一部分是该下的。劳动力方面，那时工人增加二百多万，而一九五八年增加了二千多万，把农业方面的力量削弱了。在工业方面，劳动生产率下降了，技术水平下降了。某些产品的不足和市场的紧张，都同这些有关。准备减下一千万人，不这样就不能缓和市场供应。

    计划控制得不好，订得大。过去是控制得过严，花多少钱都经过上面，可是一“放”，就搞了二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