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人，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我们这样，几乎等于十几个阿尔巴尼亚。盲目性很大，过之而无不及。对这一点如果认识得很深刻，就是个很大的胜利。经过实践，一九六〇年可能钻进去。过去打仗也是碰了多少年。

    6．“唯条件论”问题。我们在分析物质技术条件时，曾提出了这一问题。本来这是个不成问题的问题。过去报上发表过这一类文章，叫反对“条件论”。政治是条件，经济也是条件，我们搞计划业务，只注意政治条件，不注意经济条件，或只注意经济条件，不注意政治条件都是不对的。反过来，如果否定“唯条件论”，是否可以搞“无条件论”呢？我看这是不对的。马克思主义讲究时间、地点、条件，这是不能修改的。有没有脱离时间、条件而无条件存在的东西呢？现在还没有想到。上次到天津去，同一个基层干部谈话，他总是先谈干劲如何，不敢提什么条件，怕上面批评他。我说提吧，后来空气就不同了，提出了一些问题。在同人家谈话时，不要怕人家提条件，而是让人家提，而且越提彻底没有遗漏越好。

    主席过去讲，政治和经济互为条件，不能把政治和经济对立起来，一是基础，一是上层建筑。世界上任何事物（经济也在内）的发展变化都是有条件的。要发展什么，增加什么，如果不讲条件，就变成了主观主义唯心主义。

    在书记处讨论一九五九年计划时，总理也讲到这一点，去年大跃进，解放思想，破除迷信，但是许多同志不那么注意考虑时间、地点、条件了。不能把五年办的事情想在一年一下办完。机械工业生产还要有个周期，大机器、小机器，分别制造三、四、五、八个月，而各方面要凑起来，相互适应，安排好，时间可以缩短，安排不好，时间就延长。技术工人的训练，也要经过一定的时间。

    7．计划指标过高，是主观主义的表现。记得在延安整顿三风时讲，粗枝大叶是主观主义的表现，而主观主义是党性不纯的表现，对这一点应该严肃地认识。为什么搞高了，基本上在以下三个方面，估计得不切合实际。

    第一、对现有的生产能力估计得过高了，实际证明，没有那么多（冶金，机械等）。所以，在搞一九六〇年计划时，每个局都要和部里很好地研究到底有多大的能力，同时，对于能力也不要孤立地看，如冶炼能力，不能孤立地看高炉、平炉、转炉的能力，也要看矿山、运输、炼焦的能力怎样。机械工业到底有多大能力，也要摸清。发电设备，当时有的同志说搞不了那么多，而大多数同志讲还是可能的，景林同志就有怀疑。每个局都应该敢于说行或不行，要针对客观事实大胆讲话，否则，我们的机关就沉默下去了。不能争事先诸葛亮，但是如果暴露矛盾，把道理讲清，可以争取做到事后诸葛亮。

    第二、对新增生产能力估计得过快。最初考虑百分之三十靠新增的生产能力，而第一个五年不过是百分之十左右。陈云同志讲了这一点后，主席很感兴趣。现在证明靠这么多的新增能力是不行的。

    第三、关于小土群。各部对小土群寄予很大的希望，现在看起来，“小土群”，全民办工业，这样干下去，农民都来办工业，资金、劳动力，手工业都搞过来，而国营企业又停工，就有很大的矛盾。

    农业，去年确实大跃进，也确实丰收了。原来估计粮食七千多亿斤，现在证明没有那么多，主席估计只有四千七百至四千八百亿斤。要核实，由于高估，也造成了浪费。粮食收来后，三顿干饭，放开肚皮吃。大办钢铁时，粮食到处吃，到处丢。密植太多太密也浪费了一些种子。由于高估，“顶其虚名，而收实祸”。

    有了这样一个痛苦的经验就会好了，主席讲，富日子要当穷日子过。

    必须从现在起注意明年农业问题。现在总理直接抓农业，准备多搞一点农业机械和化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