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零年九月十三日）

    （一）游击前的政治经济及群众斗争形势：

    渭北在全省灾荒中最为严重，秋、夏无收，赤地千里，政治经济都起了高度的恐慌，商业凋零，三原要算关中最富之区，过去商业繁盛，现因灾荒关系，歇业者在十分之五以上，各市镇都是非常萧条，商店不是泥门就是拆房，至于手工业生产完全破产，手工业工人都离开城市谋生去了，农村经济更是高度破碎，三原土地每亩价洋一元，房屋拆毁者百分之八九十，甚至一村完全拆完，木料当柴卖了（一块洋可称三百斤）。富平农村经济虽比三原好些，但豪绅地主富农的剥削更是特别苛刻，每亩地虽还可卖二十元至一百五十元，但地主富农高利贷的剥削特别苛刻，一石粮价本来七八元，预先支付，夏收后即该还三十元左右，这些利贷都以土地作押，逾期无交，土地即归债主，因此土地集中更是迅速，大部分中农以下的农民，同样急剧破产。政治上整个渭北都为土匪所割据，政府只保守一个城市，但豪绅统治特别强大，富平豪绅武装组织更为严密，因土匪到处混乱，各地豪绅地主富农利用破产农民编制民团，常与土匪作战，同时即镇压农民斗争。富平有一个区域新式枪枝即在三千左右，渭北豪绅地主都集中在此，有如租界。豪绅统治既是这样严密，对于农民的压榨剥削更是特别野蛮，因灾荒及各种剥削，农民急剧破产后即被豪绅逐出这个区域，农村阶级对抗非常尖锐，至于统治阶级的摊派敲诈，苛刻备至，捐税空前未有的加重，经常税、地方税、斗捐、纸烟借款、柴炭捐、军用借款、军衣捐、国库捐、灯油捐、临时借款、军用大借款……名目繁杂。三原军用大借款，约只有八十元的资本商号即派四十元，因此激起三原全城罢市反抗，农村捐税更是急如星火，差吏到乡，只要家里有值一元的东西即拿去了，逼迫的农民跳井投崖自杀者遍地皆是。在这样的经济政治状况之下，群众生活已到极端的赤贫化，广大的农民菜根稀糠都不能到口，而豪绅地主统治阶级的勒逼更是日益苛刻，因此灾荒更是非常严重了，农村死尸遍地，房屋空虚，农村中流行谚语“死后没人埋，活后还待招”。因此各地灾民斗争风起云涌，三原北原一带，抢夺豪绅富农麦子，三原东南乡一带自动分配豪绅食粮，且当时已是收麦期将近，夏荒非常严重，每亩麦只有二三斗收成，而且这些麦子都是豪绅地主富农所种，三分之二的农民都一点没有，但各种摊派剥削，苛捐杂税，借口夏收，更是刻不容缓的强迫恶勒，群众斗争情绪此时非常高涨，自发的斗争亦普遍。渭北党过去在三原北区一带很有厉史，而且影响亦很大，所以群众对同志说：“你们干，咱就干，你们不敢，我们就到土匪里边混去”。这时客观形势已经是这样，斗争一起，即是与豪绅地主统治阶级的武装冲突。如果不能领导这个斗争，广大群众只好让土匪领袖夺去，所以省委即根据了这个客观形势，坚决的指示三原特支坚决开发游击战争。

    （二）游击战争的准备：

    省委在五卅前数日即与省委渭北巡视员黄成章同志（过去三原负责工作）、西路巡视员陈冠英同志（过去西路负责，斗争失败后因无法回去）共同开渭北工作讨论会，详细的估量渭北政治经济及群众斗争形势，即具体的马上决定准备开发游击战争，迅速的走向地方暴动的道路。当时省委指示的具体策略和路线是：

    一、党要提出“分配地主豪绅食粮”、“反抗捐款”为中心口号，在群众中尽管宣传鼓动，以联系到“分配豪绅地主土地”、“反国民党”“建立苏维埃”等中心政治口号，以扩大党的政治宣传，发动广大群众的斗争。

    二、以三原北区为中心的斗争发动后，即速的扩大到邻近各区各县，同时富平党亦必须立即发动群众斗争与三原配合，主要的是发动三原城市附近各区的斗争，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