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黄子文同志是一九二九年农历七月结婚的。当时他家有母亲、兄嫂、姐弟、侄儿共八口人，耕地三百余亩，大小农具齐全，在三原县武字区算一个富裕之家。

    子文的父亲黄铭（黄敬庵），早年参加同盟会，为维护地方安全，辛亥革命前组织了“农民自强社”。靖国军建立后，他曾在曹世英部任职。他为人和气，常接济农民，人称“黄善人”。我和子文结婚时，老人已去世多年了。

    母亲王氏，是个通情达理的家庭妇女。她当时对子女的革命游动虽然不太理解，但从不阻挠，她相信儿子不会于坏事。因此，凡是子文带来的人她总是热情接待，对儿子要干的事总是予趴史待。我们结婚的前几个月，子文要捐七石粮食赈济灾民，她二话没说就让装走了。

    大哥黄子祥，毕业于韶关武官学校，后在赵寿山部任团副驻守三原，和地下党常有联系。他于一九二九年回家投入了革命斗争，一九三一年入党。曾任红军二十六军四团团长，关中军分区司令员等职，解放后，任省政协副主席，一九八二年去大姐黄剑仙，大革命时期和地下党员薛明藩结婚。

    二姐黄侠仙，一九二八年入党，先后在泾阳、三原、同官搞妇女运动，发展党的组织。抗日战争时期在石家庄搞地下工作时被捕牺牲。

    子文在三兄弟中为二，一九零九年生，幼年在西岳庙小学上学，一九二三年到三原县中就学。学生时代他爱踢足球，好打抱不平。一九二六年他去上海就读于中华职业学校，并在那里加入共产党。后来在武汉黄埔分校学习。子文对我讲过，他一九二七年回陕时，因无路费，曾找父亲的好友于右任先生才得以资助。回陕后，子文一直为党积极工作，直至牺牲。

    回忆我与子文结婚后的革命斗争生活，深深感到他一生经历了坎坷不平的道路，虽屡遭挫折，都没有使他丧失革命的信念和决心。

    一九二八年，为配合渭华暴动，以他为总指挥的武装围城斗争，虽然由于准备不足而失败，但他在挫折面前没有退缩，继续进行革命斗争。一九二九年他在武字区组织了筹赈委员会，开展打击土豪劣绅和筹粮济民活动。九月，中共三原特支成立，子文担任了特支书记。

    子文的活动引起了敌人的注意。一九三零年正月初四日，三原驻军魏风楼突然带人闯入我家，以子文组织灾民扰乱社会秩序为借口，抢走了衣物、银元，抓走了子文和大哥子祥。后来母亲做主卖了一百五十多亩地，又向亲朋求借，凑了八百块现洋和四、五百套军服，托人才将子文兄弟保了出来。子文一；出狱立即派人四处拉关系、买枪枝，武装革命力量。子文在渭北开展革命活动的事，引起了当时中共陕西省委的重视。这年五月，省委派西府巡视员陈云樵来武字区配合子文发动灾民，开展游击战争。不久，他们组织了“灾民自救军”，陈云樵为总指挥，子文为政治委员。这支革命武装在武字区一带轰轰烈烈地开展了打土豪、分粮食、砸区公所的活动。七月，省委蓝田会议选子文为候补委员，任省委军事科主任。八月间，当游击队；在东去大程途中，由于土匪出身的张成义（刀客遂儿）叛变，使子文等同志组建的革命武装遭到很大损失。事后，陈云樵返回：西安向省委汇报渭北情况，请示办法。子文留在武字区召集星散了的游击队员，以便重新组织革命武装。

    一九三零年十月，由于革命武装力量遭受挫折，敌频繁围剿武字区。经省委张文华等同志介绍子文去天津北方局。子文让我把不满周岁的女儿建珍寄养在我娘家，卖掉了家里的一头骡子作路费，我和他同行到了天津。

    当时北方局的联络机关设在天津法租界内，我给联络站的七、八个人做饭、看门、放哨。子文在北方局军委工作。这年冬，子文被派往山西搞兵运，我被留在天津。在这里，我由一个四川同志